“东欧航线”遭遇强风过境 | 乐评

更新时间：2024-10-10 18:16  浏览量：3

文 | 梁昊

丹尼尔·哈丁的飞行员经历是古典音乐圈里的热门话题，据其所述，飞行员的经历让他对于指挥的严谨与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独特的双重身份与一流的指挥水准显然是听众于9月22日这夜将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席位彻底占满的主要原因，但近日台风接连过境，余风阵阵，似是要为哈丁与上海交响乐团的“东欧航行”制造些许挑战。

提及东欧音乐，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音乐的辉煌定不容忽视，其中最知名者，莫过于颇具诗性与惆怅的柴科夫斯基。柴氏一生为莎翁的剧作写过三部管弦乐序曲，最早之作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较于前人指挥的版本，哈丁从充满忧思与哀婉的引子开始，即显示出他对音响的绵密性与句幅的匀称感的侧重。虽是暖色调的木管主场，哈丁通过对速度的弹性调控、对长大乐句的绵延要求和对音色层次的恰当分割，使听觉效果清爽透亮。

哈丁的目的很明确，即突出“幻想序曲”之中的幻想朦胧质感，加深听众对标题所指的凄美爱情的沉浸式体悟。如果说本次“东欧航线”将从此驶入云端，那么这段平稳轻盈的抬升过程确实显示出“机长”的过人之处。但航行的愉悦常会被偶遇的气流所打断。同样是引子，弦乐的拨奏段进入时不够轻柔与干脆，柴氏在此明显是想摹拟竖琴的梦幻拨弦，故而尽管弦乐组本身并无太大问题，但就是这点细微的力度差异，导致乐曲的朦胧色调不足。

柴科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叙事性上更强调音响片段的情态差异，凸显原作中“爱情”与“世仇”的矛盾交织，前者是引子主题式的轻柔哀婉，后者则全然在铿锵的弦鸣中显露无遗。伴随井然均衡并不断推升的金石齐鸣，在指向“世仇”的管弦对峙时，铜管组失控式的含混使得“航线”迎来了一次不小的动荡。但如今想来，这种铜管与弦乐组的高度互斥感，不恰是凯普莱特家族与蒙太古家族剑拔弩张的最好写照吗？

这种互斥式的矛盾亦是普罗科菲耶夫与俄罗斯民族音乐传统的写照。作为在老柴的强劲对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执教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并没有像前辈那样热情的投入到民族音乐的创作中，反而是离经叛道地拥抱20世纪的先锋派潮流。这种游戏人生的青年朝气与肆意快活的青春追求，直接反映在他的《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之中。

当晚担任钢琴独奏的是23岁的青年钢琴家贠思奇。显然，哈丁与贠思奇都是个性鲜明的表演者，所以第一乐章伊始，这趟“东欧航线”意外地发生了乐队声部与钢琴的节奏偏离。但好在贠思奇的调控出色，在偏航之时及时减弱力度使乐队占据主位，并适当地调配琴键鸣响的速度，协奏双方又得以均衡统一。

如果说整部“协奏曲”恰似一套由多种舞曲体裁构成的组曲的话，那么贠思奇的手指便足以称作舞蹈家。如此大量的复合节奏与狭窄音区的双手交叠，光是想要琴声保持颗粒性与清透感就已十分困难，但贠思奇娴熟地在狭窄走道里舞步腾挪，并自始至终细腻控制力度的分配。面对强力度的乐队齐奏，时而提前减弱力度步入人群，时而加重触键与乐队的磅礴音响争奇斗艳。

当欣赏完普氏以国际化的爵士语言与现代舞步为东欧风景添加的异域色彩后，在身份上更为国际化的德沃夏克却以《G大调第八交响曲》中浓烈的斯拉夫音调将航线拉回到捷克的原野与森林，而哈丁也在短暂的中场休息后彻底抛却了“地图”，以背谱指挥的姿态带领乐团与听众开始了东欧的自由行。

伴随《G大调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引子出现，乐团如同一架刚换上全新发动机的客机，才以无比柔和纯净的斯拉夫音调划过天际，却又因长笛独奏的音调处理缺失了些许美感，原因在于演奏者的气息控制太过生硬，以至于长达十小节单音持续显得如同蜂鸣器的鸣响一般，好在哈丁立马拉起机翼，以接续进入的弦乐渐强段落冲淡了这点瑕疵。

哈丁的驾驶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其指挥风格却是与老师阿巴多共性不多，反而多处手势动作特别近似卡拉扬。音响语言也是如此，不同于阿巴多侧重于音响的活力与弹性，哈丁则更强调声部的严谨、接续与浓密，他手里的音乐是不苟言笑的，所以在当晚的航行里，常会让人因感觉喘不过气而产生缺氧感。当第三乐章之后不加间歇地进入第四乐章时，小号因没有准备充分而导致在最为经典的主题独奏段落出现了明显的破音，前三乐章里听众不断叠加的期待值在此未得到彻底满足，美感体验打了折扣。

好在哈丁未被这一问题所影响，甚至因为更为谨慎，使得乐句的呼吸更为适度了。整个第四乐章也是德沃夏克的民族情结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之处。主题在典型的斯拉夫舞蹈节奏的支撑下颇为辉煌，伴随最后的终止，机身穿过云雨，当晚的东欧之行，颠簸过后，终见漫天霞光。

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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