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词必须比以色列人更伟大，比战争更伟大”

更新时间：2025-01-04 10:32  浏览量：1

“这些旋律很熟悉。我们什么歌词都听不懂，但它穿透了我的心。”一位听着科恩唱歌的以色列前线士兵这样说。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赎罪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重陷战火。一位远离故土的犹太人，也是那个时代乃至当代的摇滚巨星——莱昂纳德·科恩来到前线，希冀在故土、在死亡迫近、在音乐能穿透人心的地方，找到走出人生低谷的路。他在以色列前线奉献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巡回音乐会”。每一次演出，低沉的嗓音、平静的旋律、超越语言的共鸣，以及他的独特魅力，修补了每一个被战争蹂躏破碎的灵魂。他用他的音乐为 1973 年的以色列带去救赎，自此成为赎罪日的文化符号；他也在这段过往中获得救赎，找到去路。

作者马蒂·弗里德曼以科恩未公开的手稿为本，花费数年之功寻找、采访那次战争中与科恩相遇的人，还原了科恩避而不提的一段传奇经历，以一个个残酷却温情的故事描摹了战争的另一面。

以撒的故事

在东京，无人知晓当天是赎罪日。以撒也忘了那时自己是否还记得。以色列、犹太人、他的基布兹和“杏仁”侦察队（Almond Reconnaissance），还有在加沙边境追捕渗透者等——他已经尽可能远离这些事情了。他离开了军队，来到外面的世界，越过了外部的界限，在地铁里卖画——银座线、丸之内线、都营一号线，京桥站、虎之门站、赤坂见附站，白衣飘飘的售票员，湿润的沥青上映着霓虹灯，女学生的发辫，模仿猫王的发型。

他没有回家的打算。但战争消息传来时，以撒知道他的朋友们会身在其中，而他想和朋友们在一起，这种渴望压倒了一切。他把自己的小车开到一家修车厂，在那里留下一张纸条，让修理师给他寄 600 美元到以色列，但他后来并没收到这笔钱。然后，他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想从日本坐飞机前往西方。

以撒在“杏仁”侦察队有个朋友，名叫什洛米。什洛米在伦敦的一家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警。在以色列军队中，名为“杏仁”的部队是往日传奇，它成为传奇之时，以色列还存在许多不按规矩行事的野生部队。“杏仁”侦察队的士兵们有自己的羊群，他们轮流担任牧羊人。他们大多是刚从基布兹的田地里走出来的孩子，接受过实用共产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理想的教育，擅长打仗。这个部队不会有俘虏。如果你和“杏仁”侦察队作战，不是他们死，就是你死。这种精神来自贝都因斗士阿卜杜勒·马吉德·希德尔（Abdel-Majid Hidr），他决定当个新人，于是改了名字，成了以色列指挥官阿莫斯·亚科尼（Amos Yarkoni）。他只有一只手臂。这说来话长。

以撒和什洛米曾在一位金发的疯子军官手下服役，他是军队中最好的年轻战地指挥官之一。没有人喊他的真名阿马齐亚（Amatzia），大家都叫他帕齐（Patzi）。关于帕齐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那是在 1973 年战争之前几年，“杏仁”侦察队的士兵在约旦腹地进行突袭，勉强回到以色列边境附近。正当士兵们准备越过边境返回安全地带之时，帕齐在敌人的领土上让整个部队停下。他提醒大家，今天是普珥节（Purim），要戴面具、醉酒狂欢。帕齐强迫士兵们站着唱普珥节的歌，直到他满意为止，然后才同意带领他们回家。

“杏仁”侦察队的一些故事听起来像爱尔兰民谣或乡村歌曲。有一次入侵约旦时，士兵们误杀了一匹母马。因为当时他们正在伏击游击队，这匹马吓了他们一跳。早上，他们发现一匹漂亮的红马驹在它母亲的尸体附近吃草。士兵们都是在农场长大的，他们套住了这匹马，喂它吃草，在自己的藏身之所里照顾它。部队返回以色列时，一名中尉用一辆半履带车把小马偷偷带过边境，带到他在北部的基布兹。他在女友怀孕后离开了军队，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预备役部队干了一段时间，结果被埃及的地雷炸死了，留下了一个宝贝女儿和那匹约旦马驹。在那之后（故事是这样说的），中尉的父亲并没有多说。他把自己的床搬到马厩里，像养儿子一样养着这匹红马驹。这匹马的后代仍然在以色列北部地区驰骋。

以撒设法买到了东京飞往罗马的机票，罗马的以色列航空公司服务台挤满了人，已经在赶人走了，但步兵军官可以通过。就这样，他一路从日本回到他的基布兹——埃夫龙（Evron），这里靠近黎巴嫩边境海岸。他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从没有想到会回来。没有人知道他要回来。他穿过大门，沿路走到生产灌溉阀门的工厂。他就在那里，留着旅行者的那种蓬松胡须，背着背包。这时他的父亲骑着自行车经过，正忙着工作，右手扶着车把，左手扛着木梯子。他的父亲并没看到他。

以撒的父亲迈克尔（Michael）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曾是布达佩斯一家百货公司的主管。以撒出生之前，迈克尔曾有一个家庭，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女儿分别是 2 岁和 4 岁。他的妻女都被德国人所杀，迈克尔则在一个强迫劳动的集中营里幸存下来，集中营里的人被派去走雷区。那里的人如果被炸掉了一只脚，就会被德国人用枪打死。他最终活到了 102 岁。

以撒的母亲在二战前改嫁，也生了一个孩子，但只有她活了下来。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以色列并不稀奇。迈克尔因移民而生活困苦，在这个崭新的国家失去了身份和职业前途。他成了基布兹的一名房屋油漆工。以撒的母亲美丽而迷人，在以撒小的时候母亲为了旁人离开了他。以撒是迈克尔的独生子，也是他仅剩的全部。

那时以撒还不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但他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相机——一台尼康 F2，大部分时间都被他拿在手里。他的父亲骑车经过时他正拿着相机。这一幕成了他第一张杰出的战争摄影作品。

拍完照片后，以撒放下相机，叫了一声。

迈克尔看到他时欣喜若狂。无人知晓以撒到底在哪里，也无人知晓他是否会回来。基布兹的其他年轻人陆续回来，又消失在战争之中。似乎有人在问，问那些仍然没有出现的人。也许没有大声地问出来，但起码有暗示。这些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战斗。这是犹太人被要求的，这样往日之事就不会重演。他们会做这件被期待的事情吗？

迈克尔不仅为再次见到儿子感到高兴，还松了一口气。他说了一句以撒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在 47 年后，离重逢之地几百码远的基布兹小房子里，他对我重复了这句话。他重复了这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遍。他的父亲说：“你能来参战我太高兴了。”

以撒爱他的父亲，直到父亲去世时也是如此。以撒把父亲的一张大照片放在墙上，那是以撒自己拍的。但他从未忘记那句话——他父亲愿意牺牲他，是因为有比唯一活着的儿子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也是我们最古老的故事之一，出自《创世记》。如果这是一部小说，这个男孩的角色名字必须叫以撒，但在小说中人们不敢这样称呼他，因为这个称呼太沉重了。

育空

当以撒还在去往以色列的途中时，他的空警朋友什洛米已经赶到前线。什洛米不顾希思罗机场安全官员的命令，偷偷溜上一架前往特拉维夫的飞机。数百名以色列人在机场地毯上席地而卧，想要回家，因为有战争的威胁，像什洛米这样的航空公司安全人员被命令留在原地，不许介入战争。什洛米很喜欢伦敦。在得到这份空警工作之前，他从未离开过以色列，除了参与对约旦的突袭。什洛米也从未乘坐过除了军用直升机之外的飞机，但如今他去过纽约，看过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演唱会。他本可以置身事外，不参与其中。虽然并没有人告诉他，但他知道“杏仁”侦察队的人和帕齐就要重新集结起来了，而且他也必须到场。

什洛米在飞抵以色列后立刻前往位于朱利斯（Julis）的大基地，那里的预备役军人正在报名。他还穿着那套空警必须穿的制服，在以色列，正常人都不会穿这种衣服。草地上数百个穿着牛仔裤和凉鞋的男人中，什洛米显得很古怪。大家都在聊天抽烟，等着有人告诉他们该干什么。有人在谈论，军队会在几天内组建一个新的坦克营，但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情况。什洛米明白，这个基地是为那些不急于作战的人准备的。尽管他已经签署了文件，已经成了一名士兵，但他还是跳过栅栏，即使这意味着他正式成为一名逃兵。什洛米搭车前往特拉维夫附近的公寓。他跪在床边，想取回放在床下的步枪、制服、靴子和头盔，但那里什么都没有。一个室友以为什洛米不会回来了，所以拿走了他的装备。

由于停电，夜色比平时更深。他开始搭车往南走，希望能设法到达西奈。他站在阿什凯隆（Ashkelon）附近的路边，朝一辆大巴打了个手势。这辆大巴载有著名的“战斗先锋青年”的劳军娱乐团，他们正往南走，准备为部队演出。他们在一个基地短暂停留，什洛米想在那里找他认识的一名坦克营指挥官，但应急仓库是空的，坦克也不见了。那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办事员。

“营队在哪里？”什洛米问。

“没有营队，”她说，“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运河的人，现在没别人了。”

什洛米看到附近有一把乌兹冲锋枪，还有一个弹药夹。他拾起枪支弹药，和音乐家们继续向南进入西奈半岛。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巴鲁扎（Baluza）的后方基地，他知道那是一个能与埃及人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那是参战士兵们梦寐以求的基地，里头有淋浴、巧克力棒，还有姑娘们。但当他们开车进入基地时，喇叭正发出尖锐的声音，命令每个人都跑到围墙边向外开火——埃及人就在附近。那是战争的第四天。他以为自己会在运河上与埃及人作战，但如果埃及人已经渗透得如此深入了，那么情况就比大家传的都要糟糕。

在围墙边上守了一夜后，什洛米坐上吉普车前往西奈半岛更深处的一个营地。有人说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就在那里，什洛米知道，如果这位魁梧的将军就在附近，那么帕齐也会在。如果想参与军事行动，想要一个关心下属胜过关心上级的指挥官，那么去找沙龙就对了。从伦敦出发后，此时什洛米已经连着两天不眠不休地奔波了。他走在这个沙漠新基地的预制建筑之间，看到 3 名士兵跪在火堆旁，用水果罐头当杯子冲咖啡。有两个是像什洛米这样的“杏仁”侦察队前军官，另一个就是帕齐本人，什洛米走近时，一头金色卷发的帕齐正咧嘴笑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什洛米说，“就好像有人打开了天堂之门，有天使和 70 个处女。”现在他就在灾难之中，在他所属之处。

他们都没有得到命令，甚至没有被分配到预备役部队，就这么出现了，于是他们宣布自成部队。他们已经有了一辆吉普车，然后什洛米在基地里闲逛，又偷了第二辆。这就是“帕齐部队”的创建过程。知晓此事的人从此便熟知了“帕齐部队”，尽管官方记录中类似部队从未存在过。

10 月 14 日上午，大约凌晨 3 点，几架埃及直升机越过西奈半岛的前线，把一个突击队分队扔在以色列地图上的一个点附近。这个地点有个加拿大名字——育空（Yukon）。那里是军队集中放置大型滚轴桥（roller bridges）的地方，预备着可能进行的横跨苏伊士运河的反击。但现在还不能反击，因为以色列人还在犹豫不决，而埃及人即将派坦克纵队进一步深入西奈半岛。以色列侦察员看到直升机降落，猜测约有 100 名埃及突击队员在育空附近的沙漠中。

另有少数几名“杏仁”侦察队前军官设法来到了西奈半岛的一端——帕齐的身边，加入队伍。其中一个是埃坦（Eitan），他从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的工程系赶来；另一个是卡茨（Katz），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而非无神论基布兹居民中的一员，因此卡茨很特别。这支临时部队还带上了一辆被部队落下的装甲运兵车，司机来自贝尔谢巴（Beersheba），名叫索尔（Saul）。

黎明前，帕齐的吉普车带领这支队伍进入沙漠，找到了突击队员，帕齐在机枪位上，什洛米在司机位上。而其他军官则会找些理由拖延战斗，要求增援，或者用无线电通知空军后开始等待。帕齐那十几个人的队伍要比突击队管用 10 倍。

他们从一个预备旅——第 600 旅处获得了几辆坦克，这提高了他们的胜算。什洛米还记得，他沿着铁轨离开公路进入沙漠，来到一个高地，然后发现一大群藏进散兵坑和灌木丛中的埃及人包围了他的吉普车。

这就像一场古老的战争，和敌人亲密接触——你可以触摸到敌人，敌人也可以触摸到你。什洛米开车进去的时候埃及人开火了。贝尔谢巴人索尔驾驶着装甲运兵车过来时，被一枚火箭弹击中，火箭弹直接穿透了索尔的驾驶室，然后穿过了坐在后面的工程系学生埃坦。车停在那里，冒起了黑烟，但什洛米过后才注意到黑烟，甚至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坦克的出现。在他的记忆中，他和帕齐独自坐在吉普车里。他愤怒地转弯，然后从沙丘上倒车回来，在沿途的另一个点上进来，帕齐又开始射击。他们在路上来来去去，射击吉普车边上的人。埃及人向被围在中间的以色列人开枪时击中了自己人。“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杀了一群又一群人，”我们在帕齐的厨房里谈到这个话题时，他是这样向我描述的，“他们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有一本 1200 余页的记录第 600 旅历史的书，是由旅里一名下级军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梅纳赫姆·本·沙洛姆（Menachem Ben Shalom）编撰的。这本书详细描述了部队在西奈半岛的噩梦。该书记录了当天上午在场的坦克乘员的证词，也包括作者本人的证词。其中一辆坦克很快被火箭弹击中，炮塔内的指挥官因此失明。其他坦克冲进了步兵群中。“当时我们发现了突击队员，”一名坦克乘员回忆说，然后说着说着就改成了现在时态，仿佛这一切仍在发生，“我用机枪和坦克履带进攻。我把人压扁了，完全丧失了人性。”一名叫安德烈（Andrei）的装填手记得他看到“一个人拿着火箭筒对着我，我接到命令要碾压他。我记得那个可怕的画面，埃及士兵知道了我们要碾压他，我看到我们碾压他时他脸上的惊恐”。

“敌方一名勇敢的士兵突然在坦克前方 10 米处站了起来，手持火箭筒，正对着我们，正对着我的潜望镜。”奥弗（Ofer）回忆说。他是一名坦克驾驶员，指挥者是一位名叫耶胡达·盖勒（Yehuda Geller）的军官。这名军官暴露在炮塔中，通过对讲机与奥弗说话。“在那几秒钟里，我低声对自己说‘以色列啊，请听我说’，”他背诵了犹太人在死亡前的祈祷词，“然后等待最坏的结果降临。那一刻，耶胡达·盖勒从炮塔上用乌兹冲锋枪向那名士兵打了几发子弹。我的恍惚被耶胡达的喊声打破了，‘向左突破，压死他’。我向左转，从那个勇敢的士兵身上碾过去。”

没人记得这场战斗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埃及人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人。“没有人投降。”帕齐说。但用“几乎”这个词可能还是必要的，因为有几名坦克乘员告诉一位历史学家，有敌军士兵躺在地上，也许死了，也许没死，帕齐向他们补枪。在战斗结束时有一段模糊的时间，没有人确定战斗已经结束，而这种模糊性可能会让你丧命：也许一个敌军士兵向你投降，在你降低警惕时，他的朋友立马在背后向你开枪。在几天前的一场小规模战斗中，这种情况差一点发生了。帕齐看到一名埃及军官投降后改变了主意，但埃及军官举起了他的步枪。帕齐先向他开了枪，这印证了他们在“杏仁”侦察队中的信条：只有确信所有的敌军士兵都死了，战斗才算结束。

以色列人战胜埃及突击队后，几名坦克乘员看到两三个敌军军官想要投降，但帕齐当时就把他们杀了。而帕齐和他手下的记忆不是这样的。坦克乘员接受的训练是服从命令，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进行远距离杀戮。他们不习惯近身作战，以前也没有见过像帕齐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帕齐很狂暴。参加这场战斗的人谈论帕齐的时候听起来不像是在说西奈的战争，而像是在说特洛伊战争。他们都是士兵，努力尝试去做他们被迫要做的事，但帕齐是天生要做这些事情的，这并不常见。他是这种人——既能为你赢得战争，也能接受你不知道赢得战争意味着什么。

枪声停止，沙漠陷入寂静时，所有人才听到了现场可怕的哀鸣声，就像吹羊角号的声音。直到这时，什洛米才看到装甲运兵车在高处冒着烟。来自贝尔谢巴的索尔倒在汽车喇叭按钮上。那是可怕的声音。埃坦的尸体在后面，而卡茨，那个虔诚的军官，在直升机降落时身上的血就已经快流尽了。什洛米费力将索尔的尸体从驾驶座上拉出来，喇叭声才停止。

非洲

有一张几天后拍的帕齐的照片，出自以撒之手，他终于带着相机从东京赶了过来。这位指挥官正靠在装甲运兵车上。若仔细查看，在他的头部右侧，靠近车辆顶部的位置，有个火箭弹击中的小坑。他拿起了埃及士兵留下的一件简陋乐器——一把简易里拉琴（lyre），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烟。如果你了解《圣经》，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拥有“神秘和弦”（secret chords）的美丽杀手。

以撒的一个朋友给了他一支俄罗斯步枪，这是从死去的埃及突击队员身上拿下来的。他只得清洗掉上面的血迹。即便如此，以撒最重要的装备还是尼康相机，基本不离手。这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日常事件。以撒告诉我，这台相机是他的盾牌。几年后，当他的父亲临终时，他也拍了照片。“我拿起相机的时候，就是另一个人了。”很少有战斗人员有相机，新闻记者们都没有他离战争那么近。多亏了以撒的胶卷，我们才能有幸目睹这一切。因为以撒从日本过来时懒得专门去军队登记，而是直接去了前线，所以他并没有正式参战，也没有在帕齐的部队中服役，反正在官方记录中并不存在。有时很难相信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也很难相信当时他就在那里。但我们有这些照片为证。

在一个镜头中，帕齐单膝跪在中间。在他后面站着、双手叉腰的是空警什洛米。单膝跪在右边的大胡子是以撒。

现在，以色列人终于从开战第一周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的计划是赌一把，渡过运河，突破到埃及一侧，也就是以色列士兵称之为“非洲”的地方。这样一来，要么可以结束战争，要么以灾难告终。整个军队都在向运河移动，穿过沙漠的道路上塞满了卡车、被征用的民用汽车和公交。以撒也拍到了这个镜头。

前面叼着烟的是一个叫乔舒亚（Joshua）的军官，帕齐派他在渡河当晚带领第一批坦克到达运河边。这辆坦克被埃及人的炮弹击中，乔舒亚被炸死。为决战而前进的车辆经常不得不在沙地上停车，给从前线带回伤员的卡车让路。一位历史学家说：“一位祭司在路边分发《诗篇》册子，甚至连公开的不可知论者都抢着要。”

在准备跨越运河的时候，以撒拍下了空警什洛米的照片：他正在清洗机枪枪管。

第一批部队越过运河，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到达非洲。埃及人发现以色列人的行踪时，帕齐部队的士兵们正处在运河岸边一个被诅咒的长方形区域，这个区域叫“院子”（Yard）。这里是沙龙将军的部队穿越运河的地方，他们过河时遭到了致命的炮火袭击。将军本人头部受了轻伤，士兵和工兵在“院子”里和运河桥上损伤惨重。以撒把伤员运回几英里外的伤员转运站，他们尽可能多地将伤员移到装甲运兵车上，飞奔出去，放下人，然后回到水边。以撒记得自己站在躺在地板上的 5 个人面前，其中一个人叫得很大声，以撒只得让他闭嘴。

沙龙在他的回忆录《勇士》（Warrior）中说，炮弹落下时，“院子”里塞满了车辆。一辆坦克停了下来，炮塔升起来，一个年轻士兵爬了出来，这是沙龙的信号官的儿子。沙龙的信号官是一个坐在将军的装甲运兵车上的中年男子。这对父子拥抱在一起，说了几句话，然后儿子就和他的营队一起去战斗了。一小时后，传来了儿子受伤的消息，信号官短暂地离开，去了解情况。他的儿子脊柱受伤，情况危急，腿不能动，信号官告诉沙龙，然后回去工作了。正在穿越运河的伞兵指挥官的儿子在坦克里，也受伤了。“在整个战场上，父亲正在失去儿子，儿子正在失去父亲，”沙龙写道，“25 年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还在战斗。”在科恩的反战歌曲《以撒的故事》中，老一辈人要牺牲年轻人，科恩因此警告了他们。但在西奈半岛，这种情况显然更加复杂。

以撒没拍“院子”里血腥场景的照片。在他的照片中，以色列人还活着，还在笑。

死的士兵都是埃及人。但这不是现实，只是照片。在反击行动的第二天，帕齐带领他的小队伍穿过运河，他们推进到埃及境内时，杀戮越来越多。没过多久，事态描述起来就很单调了。以撒记得一些关键时刻：一辆敌人的坦克将炮口转向他们，他的膝盖发软——自己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突然埃及坦克爆炸了，是一辆以色列坦克摧毁了它。帕齐的队伍冲进埃及人的帐篷群，杀死了帐篷里面的士兵——但他不记得更多内容了，或者说他不想谈论这些了。对于整个战争，他说：“我拍了照片，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我压抑了这一切。我母亲说，我回来后枯坐了一个星期，一动不动。”

在穿越海峡的几天后，他们靠近了埃及法伊德（Fa’id）空军基地。大家都记得，那是一个傍晚，一辆卡车忽然出现，载着以色列音乐界的一位巨星，仿若幻觉。

雅法·雅克尼（Yaffa Yarkoni）是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民谣歌手，时年 47 岁。她就在那里，与前线的部队一起渡过苏伊士运河，当时军队还没有实际控制该地区。不远处的沙地上散落着穿制服的尸体。她设法与一名手风琴手一起穿过运河，想要去提高士兵的士气，至死方休。她穿着牛仔裤和军装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橙色手帕。

她站在沙龙的装甲运兵车的尾板上，开始唱歌，将军和他的士兵们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位来自一个不可能的世界的使者，一个脖子上系着橙色手帕的女人。如果不是以撒和他的尼康相机，很难相信这真的发生了。

沙龙在 1948 年战争中就认识了她，那时他们都还很年轻，他还没有成为将军，她还没有成为巨星，甚至以色列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他走过去亲吻她。

她还在唱歌，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这时头顶上传来一声咆哮。一架孤独的苏霍伊（Sukhoi）飞机在天空中俯冲下来。

将军把歌手推到装甲车上，趴在她身上。埃及人来了，开着加农炮。帕齐站在空地上，用他的手枪荒唐地向飞机开枪，直到什洛米把他拉走。其他几个人正在用他们的俄罗斯步枪胡乱地射击，其中一个人，戈洛德（Golod），正在用安装在装甲运兵车上的大机枪射击。飞机拉升起来准备逃跑时，戈洛德可以看到飞机喷气发动机的红圈，于是他的曳光弹从地面升起，直接飞向红圈。飞机摇摇欲坠。最终机舱盖被击落，一个无助的人被降落伞悬挂在空中，向那些他刚刚想要杀死的人飘落下来。

几名士兵飞奔而去，在飞行员落地后立即抓住了他。这是敌人。

士兵们给飞行员喝了点东西，把他交给了审讯人员。以撒和什洛米等人拿走了他的丝绸降落伞当帐篷。

就像这段叙述没有确切日期一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具体是在哪一日也不清楚。什洛米认为是在当天晚上，他刚从沙漠中扫荡回来，回到他们的临时营地为吉普车找燃料罐。他需要汽油，但只有柴油。营地里是一群安静的脏兮兮的人，还有油箱空空的吉普车、带着火箭弹孔和血迹的装甲车、几辆坦克。一些士兵在降落伞做成的帐篷附近吃着作战口粮。

他们在苏伊士以西的某地，这个地方在什洛米的记忆中是“无名之地”。“把你的手指随便放在地图上。沙丘。一顶白色的降落伞。”什洛米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演讲者。他见多识广、务实、不善言辞。但在这里，他开始用不同的语气来讲述。当他走近营地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说：“这就像你在沙漠中行走着，上帝走到你身边开始说话。我就像听到上帝声音的摩西，我向它走去。我要描绘这幅画面：沙地上有一个钢盔。坐在钢盔上的是一个拿着吉他的身影，唱着《爱人爱人爱人》。”

你手上的鲜血

科恩和乐队飞过运河，进入以色列刚刚占领的埃及领土，他们离前线已经非常近了。此时战争正处于高潮。

25．一架直升机将我们送到运河的非洲一侧。这个机场在一两天前就被占领了。我们在一个混凝土机库里唱歌。墙上挂着一本埃及日历，埃及人还留下了一些食物。我突发奇想，想在这些铁皮罐子旁边睡上一觉。其中一个巨大的土豆泥罐子上写着：来自加拿大人民的礼物。

26．我们只好时不时地躲避一下。

27．在沙漠中感觉很好。战争也没关系。人们都处于最佳状态。正如我的朋友莱顿（Layton）在第一次“旅行”中对迷幻剂的评价那样：人们永远不会消灭这种东西。

根据什洛米的记忆，在他看到科恩的那个晚上，科恩正被一辆小卡车的灯光照亮。他没有听众，在自弹自唱。也许他只是在等待被带去别处。也许他是想要演出，但士兵们太累了，或者太沮丧了，听不进去音乐，或者士兵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什洛米认识科恩，实际上他见过科恩两次：一次是他随航空公司去纽约时，曾看过科恩的演唱会，另一次是在战前雅典至特拉维夫的航班上。科恩带着一把吉他上了飞机，空姐并没有认出他，想让他把吉他放好，这时什洛米介入了。他们进行了交谈，尽管这位歌手显得很防备。什洛米说：“能感觉到，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旅行，他的词句不是以一般的方式构建的。有时他会集中注意力，但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并不总是和你在一起。”

在沙漠中，科恩并不想被认出来，他似乎也不爱说话。什洛米很惊讶，没想到在战争中能看到这位歌手，惊讶得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试着给朋友们打电话，但朋友们又饿又累，而且他们都不认识莱昂纳德·科恩。所以什洛米只是和其他两三个闲逛过来的士兵一起听着。虽然什洛米不能准确地说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他知道科恩在唱什么——《爱人爱人爱人》的一个版本，其中一节的歌词将科恩自己与以色列士兵视为一体。听到这些歌词，看到像科恩这样的人千里迢迢来到以色列，前往西奈半岛，甚至穿越苏伊士运河，与他们在一起，这让他很感动。

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以色列。大多数欧洲国家甚至都不愿意让支援飞机在本国领土加油。以色列人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科恩并不是一架装满武器或增援的飞机，但他的出现自有其意义。这位歌手对他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了几句话。在什洛米的记忆中，他说：“你们都在一起，为了彼此来到这里，这多么难得，多么感人。在这里和你们一起，看到你们不问缘由地待在一块，太不可思议了。”什洛米特别记得那句“不问缘由”，这句话呼应了科恩曾经说过的，为什么军队会吸引他的问题。“我真的不是为了去朝着什么人的脸射击，”他告诉采访者，“但是，考虑到我们是多么懒散、无纪律、难以管控和贪婪，若你真的设法让几个人组织起来，穿上干净的衣服，掌握优雅的行军方式，养成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习惯，我想这真可谓奇迹。这些正是寺院或其他形式的训练中所使用的方法。这种训练的概念一直让我感兴趣，而军队历来是一个训练年轻人的地方。”

之后，科恩离开了营地，开车进入沙漠。一两年后，《爱人爱人爱人》发行，什洛米在广播中听到了这首歌。他说：“但那个混蛋改了词。”科恩将自己视为以色列人一员的那段歌词删了。

多年来，什洛米想要回想起那段歌词的具体内容。近 50 年后，我给他读我在科恩的笔记本上找到的词句时，他才再次听到这段歌词，其中诗人称士兵为“我的兄弟”，说他是来帮助他们战斗的。在我念完歌词后，什洛米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一直想知道为什么那些词句被删去了。这种转变并没有让他感到愤怒，只是令他感到悲伤。他想去爱莱昂纳德·科恩，而这件事成了阻碍。他曾经认为，科恩真的与他们同在，不像其他来演出的艺术家，甚至那些以色列艺人也不如科恩。什洛米在特拉维夫开了一家酒吧，一生都在与表演者打交道。他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很多人说他们在战争中演唱，”他说，“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空军基地演唱，第二天他们就回到了卡西特咖啡馆。不像莱昂纳德·科恩。他真的在那里。他和我们一起吃了战斗口粮。我给他开了一罐。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因此，科恩删歌词的行为让什洛米很伤心。莱昂纳德·科恩这个人站在以色列一边，这首歌也是在以色列基地写的，但诗人莱昂纳德·科恩认为他的词必须比以色列人更伟大，比战争更伟大。后来，当科恩在舞台上表演《爱人爱人爱人》时，他会承认他写这首歌的地点，但他告诉观众这是为了“双方的士兵”写的。在法国的一场演唱会上，他甚至说，这是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写的，他把“埃及人”放在语序的前头。

与科恩的夜间邂逅是什洛米一段离奇的记忆，与他同在一个营地的以撒和帕齐对此事却毫无印象。大家记忆中的表演是在不久之后，可能是第二天，在已占领的法伊德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军队推进到非洲后，开始切断还滞留在运河以色列一侧的敌军，沙龙此时在这里设立了他的师部。没有人记得科恩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他突然出现在那里。以撒将此事拍了下来。

因为这里是沙龙的总部，也因为这位将军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所以人群之中有些人带着相机。因此若你见过科恩在西奈的演唱会的照片，很可能就是这一次演唱会。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可以看到他在录制节目，但不清楚这些录像带的情况如何。这些照片能让人们想象出战争巡演中许多没有记录的演出画面：沙地上的吉他盒上用粉笔写着马蒂的名字，属于马蒂·卡斯皮；科恩的军装；蜷缩在歌手身边的士兵。

以撒蹲在科恩身边时拍下了他的照片。另一名士兵亚科维·多伦（Yakovi Doron）拍摄了最棒的照片，他站得比较远，拍到了整个场景。多伦是一名炮兵观测员，从山上赶下来。在山上他一直给那些向下方埃及人投掷炮弹的大炮发射坐标。

在这个画面中，沙龙将军在科恩的左边，与站在歌手后面的罗维纳说话。多伦告诉我，这张照片显示了演唱会的情况，但没有体现他们在沙漠中的情况。在见到科恩之前，他遇到了一支刚刚在战斗中被歼灭的埃及人部队，其中有十几个或二十个人躺在一辆烧毁的卡车附近。他仍然记得那种味道。他拍了几张照片，因为他想记住这一切的可怕。那些照片是用他拍摄演唱会照片的那卷柯达克罗姆胶卷拍的，但他不知道那些照片现在在哪里。

卡斯皮旁边戴着犹太圆帽、手摸着嘴的士兵是伊莱·克劳斯（Eli Kraus），当时 21 岁。他回忆说，在科恩出现的那天，军事行动暂停了。有人传来消息说，艺人已经设法到达了他们的营地。许多士兵都累得起不来了，很多人也不想听音乐。伊莱隶属于沙龙总部，是一个由军队拉比领导的安葬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的工作是到战场上把死者带走。他去过“中国农场”战役——这场战争中最糟糕的战役之一，也经历了对运河渡口的轰炸。有一次，他开着吉普车连夜从前线穿过西奈沙漠，回到他在以色列南部的基布兹，去看他的妻子。他们已经结婚 5 个月了。路上，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基布兹外，他在一个军队的墓地停下来，放下他放在后座的一具尸体。伊莱听到歌手们过来的消息时走过去看了看。他不知道莱昂纳德·科恩是谁，但他认出马蒂·卡斯皮后很兴奋。一位军队的摄影师捕捉到科恩，这一次，他在观众里。

29．我们驶向伊斯梅利亚（Ismailia）。我们在最靠前面的阵地上停下来。沙漠中，坦克是唯一的建筑。我被介绍给一位伟大的将军，“沙漠之狮”。我对他的活力表示敬意，然后在心中默然问道：“你怎么敢？”他并未悔改。

30．人们在我们周遭围成一圈，我们为他们歌唱。

沙龙的名字“阿里埃勒”的意思是“上帝的狮子”。在手稿中的另一处，这次遭遇有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

我被介绍给一位伟大的将军，“沙漠之狮”。我低声问他：“你怎么敢？”他并未悔改。我们坐在沙地上，在坦克的阴影下喝了一些白兰地。我想得到他的职位。

目前还不清楚沙龙是否知道科恩是谁，或者是否在意此事。这段插曲没有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的儿子吉利德（Gilead）也不记得他的父亲曾经提过。

在观众席上，与沙龙和其他人一起欣赏歌曲的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帕齐，他没有像将军一样指挥作战，而是亲身去打仗。在这一刻，他和科恩是人类的两个原型，或者说是我们本性的两面——“战争之人和和平之人”。就像《以撒的故事》的歌词一样。对自称“战地指挥官科恩”的歌手和他的乐队“军队”来说，战争是一种隐喻或一种讽刺；而对那个金发的战地指挥官来说，战争是鲜活的恐怖和真实的死尸。敌人和战友都躺在附近的沙地之中。诗人，是美的鉴赏家和道德的鉴赏家；而另一位则采用暴力来制造安全的泡沫。在这些泡沫中，诗人可以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谴责那些不得不采取这些行动的人。

“以色列，还有你们这些自称为以色列的人，”科恩 10 年后在《慈悲书》（Book of Mercy）中写道，“自称为以色列的教会，自称为以色列的起义，以及每一个被选中成为民族的民族——这些土地都不是你们的，你们都是圣洁的盗贼，你们都在与慈悲交战。谁会说呢？”这本诗集囊括了他对《诗篇》的看法。他以一种预言式的愤怒发问，而且没有用那种能让他的大多数言论被容忍的自嘲方式。科恩可能会否认这首诗有什么政治语境，但这首诗是在 1982 年黎巴嫩战争之后发表的，当时以色列的形象变得更像歌利亚而不是大卫，并且西方左派开始严肃地反对它。“因此，你们统治混乱，你们举起没有权威的旗帜，仍活着的心憎恨你们，慈悲的残骸也羞于看你们。”他继续说，为自己鼓劲。就在战争发生的前几年，作为蒙特利尔的一位年轻的反叛诗人，他谴责了犹太教堂的空洞仪式，现在又在谴责犹太国家的空洞政治。这位预言家说：“你在你脆弱的盔甲后面腐烂，你的臭味让你警觉。”上帝很生气，“因为你不与你的天使搏斗。因为你胆敢抛弃上帝而生活。因为你的懦弱使你相信胜利者不会变成残废”。

帕齐对战争怀旧或军事历史没有什么耐心。如今，这位战地指挥官并非一个含泪回忆过去的人，不难想象他在 80 岁时也能接管一个步兵连。他说，几十年后，坦克连去哪儿的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了，哪个司令说了什么话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在 1973 年那一天之前，他从未听说过莱昂纳德·科恩，现在也不听他的音乐。所以我很惊讶地听到他说，在战场上看到科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而且他从未忘记此事。

在解释我所写的内容时，我曾犹豫过，害怕他把这个想法当成轻浮的东西而不予理会。相反，他说他认为这是唯一值得写的关于战争的事情。

这位老兵说，在非洲的那个下午，那时战争已经进入最后一周，在经历了许多恐怖之后还将经历更多恐怖之前，“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个犹太人蜷缩在一把吉他前，安静地坐在那里为我们演奏。我问他是谁，有人说他来自加拿大或只有天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他是一个来提振战士们精神的犹太人。那是莱昂纳德·科恩。从那时起，他就在我心中占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