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文笔录」维也纳城市的音乐投射｜杨燕迪

更新时间：2025-01-24 10:05  浏览量：2

新年伊始，观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很多朋友的固定节目：每年元旦的这场定点定时音乐会甚至有了一个乐迷圈普遍认可的好玩简称——“维新”。众所周知，“维新”一直以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为曲目安排中心，多少年来，保持一种路数，从不“喜新厌旧”（但通过乐队指挥的调换来求得变化），只是偶尔来一点变通：如今年的“维新”中，出现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曲家康斯坦兹·盖格尔（1835—1890）的《费迪南德圆舞曲》——猜想可能是主办方呼应当今世界女权意识高涨的举措。奇妙的是，“维新”吸引全世界观（听）众，魅力持续不减当年，品牌效应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基因。

父亲老约翰（1804—1849），儿子小约翰（1825—1899），二弟约瑟夫（1827—1870），三弟爱德华（1835—1916），还有一位约翰“第三”（或称约翰三世，爱德华之子，1866—1939）——这些分辨起来足以让人犯晕的“施特劳斯”们（此外，还有一位与此家族没有干系的德国交响诗和歌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清一色都是写作通俗管弦乐小品的高手——以圆舞曲为主，外加波尔卡、进行曲、加洛普、四对舞等当时风行的舞曲-轻音乐，他们手下的音符（创作和表演“双栖”）总是具有流畅、自然、优美而动感十足的品质，很少让人失望，不仅在19世纪的维也纳风靡一时，也在柏林、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和波士顿等欧美城市大获成功——“维新”所以能够围绕“一个中心”持续运转至今，其“核心竞争力”还是有内在的音乐质量保障。这俨然是某种具有“帝国气象”的音乐家族“统治”，虽然其领地仅在“轻音乐”范畴——小约翰成名后将创作领域扩展到歌剧，但仍限于“轻歌剧”（operetta）。

施特劳斯三兄弟

貌似碰巧但其实带有必然关联的是，施特劳斯家族“轻音乐”帝国的艺术兴盛与奥地利帝国（1867年之后转型为奥匈帝国）的政治-社会兴盛几乎完全平行。经父亲老约翰启动（他的《拉德茨基进行曲》脍炙人口，日后成为“维新”的固定压轴），儿子小约翰将这一轻音乐帝国遗产发扬光大，终于被加冕为维也纳的“圆舞曲之王”。2025年恰逢小约翰诞辰200年，据闻维也纳将举办各种展览、论坛、演出等活动进行纪念，也借此让维也纳圆舞曲这张城市文化名片更加靓丽！说起来，维也纳作为音乐名城，诸多重磅作曲家在这座城市长期居住、生活与创作，数起来几乎是德奥音乐的名人榜——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马勒……但最能代表维也纳这座城市风格和韵味的音乐家，还是非约翰·施特劳斯家族莫属，尤其是小约翰！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算地道的维也纳人（上述一众“大作曲家”中，只有舒伯特是真正的维也纳人），而维也纳城市典雅优美并带有一点俗丽妩媚的“小资情调”，似特别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小约翰的音乐中……

维也纳市立公园“小约翰·施特劳斯”金雕像

说到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气质和秉性，我想到加拿大钢琴怪杰格伦·古尔德（1932—1982）生前到维也纳举行独奏会时说过一番话，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帮助我们领会维也纳的韵味。他在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中（1957年6月7日）说：“我觉得维也纳距离我的想象不免让人失望。就我严正的品味而言，洛可可的建筑太多了”——以古尔德冷峻、硬朗和干净的审美偏好而论，维也纳的“洛可可”感觉似过于优雅、轻盈而俏皮：而这不恰恰正是小约翰音乐所代表的维也纳气质吗？去过维也纳的乐迷朋友大约都会对此心领神会，而小约翰的那首名曲《维也纳气质圆舞曲》（1873年专为庆祝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公主大婚而作），可谓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地捕捉到了这种特别的维也纳风味——尤其是乐曲开篇，用弦乐重奏的温暖音色奏出引子，更显甜蜜而内在，随后牵出那支动听而舒畅的主旋律，着实令人陶醉！

维也纳环城大道（1908年左右）

好玩的是，小约翰常常用恰当而别致的音乐来“应时应景”，这不仅增加了特殊的风趣，也使他的作品与维也纳这座城市产生了更加难解难分的关联。例如，那首《拆除工波尔卡》（也出现在今年的“维新”中），这是专为呼应19世纪中叶维也纳城市建设史上的最大工程（修建“环城大道”）而作，因市政当局要招募很多拆除劳工来作业而得名——这个命名本身就是调侃，而音乐中确乎出现了一些力度对比强烈的碰撞声，让人在会心发笑的同时依然欣赏音乐本身的魅力。一本以丰富史料和逗趣笔法写成的《圆舞曲之王》传记（作者马赛尔·普拉维的祖父母是施特劳斯家族朋友，三联书店1987年潘海峰中译本）甚至认为，“（小）约翰·施特劳斯以其音乐为维也纳从比德迈尔时代的小城市变成现代大都市这一巨大变化做了伴奏……还以其音乐为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做了伴奏……他的音乐是一个大帝国兴旺与衰落的音乐。”确实，我们可以在小约翰的作品中查找到19世纪很多重要事件的回响：如1848年革命（《自由之歌圆舞曲》《学生进行曲》等），1867年维也纳世博会（《蓝色多瑙河》），1870年维也纳环城大道建成（《新维也纳》），1889年约瑟夫皇帝访问德国（《皇帝圆舞曲》），1891年维也纳扩展至环城大道之外而变成大都市（《大维也纳》）等等，不一而足。小约翰这种精明的“应时应景”，不仅使他的音乐更加受到欢迎，也让他和自己乐队的表演一票难求，结果是赚得盆满钵满！

《圆舞曲之王》传记（潘海峰，中译本）

维也纳城市的历史在小约翰这里获得了别样的音乐投射，也因此让这座旧时的帝国都城具备了独一无二的音乐性格。不过，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家人尽管享有盛名，但在学院派正统的“音乐史”中却处于边缘，很多史书仅是一笔带过，这大概会让很多人感到诧异：如美国著名学者格劳特所著《西方音乐史》（美国大学中使用率极高的音乐史通行教材），在其第六版中（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余志刚中译本），全书仅在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小约翰的轻歌剧《蝙蝠》，对他的圆舞曲和其他作品则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显然，这倒不是疏忽，而是刻意的“不入法眼”——的确，某位人物要进入“音乐正史”，一般须对音乐风格的发展和艺术潜能的拓展有所贡献，并在交响乐、歌剧、室内乐等“正式体裁”中有所斩获。按这个尺度衡量，小约翰和其父及兄弟们确乎“不够正规”，尽管声名美誉度和市场影响力都不容小觑。在作曲大家的众神殿中，将小约翰这位“王者”排入其中，似也很难见到。可能有人为小约翰打抱不平——毕竟，瓦格纳和勃拉姆斯这两位与小约翰基本同时代的德意志音乐重要人物，都对小约翰的才能和乐感大为倾倒。勃拉姆斯和小约翰在维也纳时有会面，是彼此倾慕的同道好友。有个很著名的传闻，说小约翰的第三任妻子阿黛勒邀请勃拉姆斯在自己的扇面上题词签名，勃拉姆斯灵机一动，在扇面上默写了《蓝色多瑙河》中美妙主旋律的前几个音符，随后以典型勃氏的“干幽默”写道：“啊！可惜，不是出自勃拉姆斯之手！”

小约翰与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和阿黛勒

我觉得，勃拉姆斯对小约翰并不是虚情恭维，而是由衷的赞赏。笔者当年痴迷阅读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其中有一段描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肖氏说到自己的老师、时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的格拉祖诺夫对音乐有深刻体会和见解，而格拉祖诺夫一直崇拜小约翰，绝无半点看轻这位通俗音乐家的自命不凡。肖氏当然赞同老师的判断，也是由衷佩服和喜爱这位轻音乐巨匠。

小约翰的创作赢得众多行家“点赞”，绝非无缘无故。他的音乐优美流畅，动感强烈，从不会淤塞、笨拙，总是生气盎然，新鲜如初，这确乎是天赐的乐感，难以解释，但很容易被感受到——他的作品数量巨大，总量近五百首（其中圆舞曲近170首，波尔卡近120首），有心者不妨找来浏览，且不说那些耳熟能详的曲目（如《蓝色多瑙河》《春之声》《维也纳森林》《皇帝》等圆舞曲，或《闲聊》《电闪雷鸣》《安娜》等波尔卡），即便那些并不出名的篇什，如《婚礼上的碰杯圆舞曲》《雪莲花圆舞曲》《紫罗兰波尔卡》《再见波尔卡》等等，演奏和聆听起来效果总是令人畅快，欲罢不能。难怪“维新”的曲目选择原则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不变，但并不让人厌烦。

进入20世纪，小约翰笔下的维也纳圆舞曲变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象征：歌舞升平，但终究灰飞烟灭——“一战”将奥匈帝国打得粉碎，也就此让维也纳的“美酒、女人与歌”（小约翰一首圆舞曲的曲名）成为过去。两部重要的音乐杰作恰好出现在“一战”前后，赋予维也纳圆舞曲以意想不到的深刻现代性意蕴：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在“一战”爆发之前首演（1911），作曲家以戏仿的小约翰式圆舞曲作为全剧的贯穿音调，描述18世纪贵族世界的落日余晖，似在预示旧式文明的消逝。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则在“一战”后写出惊世骇俗的《大圆舞曲》（1920），“透过旋转的云雾，跳华尔兹的舞伴隐约闪现。云雾逐渐散开，看到一个巨大的舞厅，里面挤满了旋转的人群。场景逐渐明亮。吊灯的光芒在力度极强处达至鼎盛。一处皇家宫廷，约1855年”（拉威尔自己的文字说明）。作曲家以印象主义的丰富调色板和表现主义的变形笔法重组圆舞曲的节奏和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文明世界在舞曲的无情旋转中，终于走向疯狂毁灭的惨烈结局，听来令人心悸！

看来，圆舞曲不仅是维也纳城市的音乐投射，也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性隐喻和文明沉淀。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们今天仍乐意沉浸于他的音乐世界，不仅是在想象中回到逝去的时代，更是希望通过他的音乐感受美好的人性面相和健康的生命活力。相信“维新”将会继续常演常新，而小约翰在音乐史（尤其是城市音乐史和音乐社会史）中的地位也应该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估。

2025年1月写于魔都-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