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版权制度的反思:从《我的楼兰》争议到聂小慧全民版实践

更新时间：2025-03-21 17:30  浏览量：8

在当代中国音乐产业中，版权纠纷频发，折射出《著作权法》在平衡创作者权益与社会文化传播需求时的深层矛盾。一方面，以刀郎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方凭借法律条文对歌手进行权利压制，导致优秀作品因版权壁垒难以传播；另一方面，如聂小慧等音乐人通过“全民版”实践，突破传统版权框架，彰显社会责任。这一现象不仅暴露了现行法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需求的不适配，更呼吁对音乐版权制度进行本土化重构。

一、现行《著作权法》的西方范式困境：资本垄断与文化传播的冲突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脱胎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个人主义”逻辑，强调“创作者中心”原则，将词曲作者的原始版权置于核心地位，而表演者（歌手）的贡献被弱化为邻接权（表演者权），仅能通过合同约定获取有限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在保护创作者的同时，却为资本垄断埋下隐患——唱片公司通过合同攫取词曲版权，进而控制作品的传播权，甚至以“版权大棒”压制歌手自由。例如，刀郎公司单方面解除与云朵的合约后，利用其对《我的楼兰》的版权控制，禁止原唱者云朵继续演唱该作品，导致歌曲传播受阻，公众难以接触这一文化成果。此类案例表明，法律对“创作者”的狭义定义（仅限词曲作者）忽视了歌手在作品演绎、传播中的创造性劳动，使得资本方得以通过版权合同将歌手异化为“工具人”。

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文化为人民服务”理念相悖。西方版权法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而我国文化政策更注重作品的社会效益与公共属性。当《我的楼兰》因版权纠纷被“雪藏”时，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教化功能随之湮灭，这正是法律过度保护资本利益而忽视公共福祉的体现。

二、聂小慧的“全民版”实践：社会责任的觉醒与版权制度的破局

与刀郎公司的垄断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音乐人聂小慧将《化风行万里》打造为“全民版”的尝试。这一实践通过开放歌曲的翻唱、改编与传播权限，打破了传统版权框架下的封闭性，使作品成为公共文化资源。尽管现行法律对此类行为缺乏明确支持（需词曲作者及版权方授权），但聂小慧的探索体现了音乐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通过降低传播门槛，让音乐回归其本质属性：服务大众、传递情感、促进文化共享。

这一模式的成功，揭示了在数字化时代重构版权制度的可能性。例如，可借鉴“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允许创作者在保留署名权的前提下，主动让渡部分商业性权利，既保障基本权益，又促进作品流通。聂小慧的实践虽未形成系统化法律框架，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版权改革提供了鲜活样本：即在尊重创作者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平衡资本、创作者与公众利益，实现文化繁荣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重构路径：从“资本主导”到“人民本位”的版权制度

要解决当前矛盾，需推动《著作权法》的本土化转型，使其更符合中国国情：

1. 扩大“创作者”定义，承认歌手的创造性贡献

现行法律将歌手贬为“表演者”，忽视了其对作品风格塑造、情感表达的独特作用。应通过立法明确歌手在特定条件下（如即兴改编、风格创新）享有部分著作权，或通过强制分润机制保障其经济权益。

2. 引入“公共利益例外条款”

参考《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对长期被资本垄断、严重影响文化传播的作品，允许第三方在支付合理费用后使用，防止版权成为资本扼杀文化生命力的工具。

3. 鼓励“开放版权”模式，建立社会评价机制

对聂小慧式的“全民版”实践，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文化基金扶持等方式予以激励，并将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作为音乐人社会责任的重要评价指标。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由人民制定，就必须让版权制度服务于文化的人民性。版权保护的本质应是激发创作活力，而非沦为资本敛财的工具。刀郎公司对《我的楼兰》的垄断，暴露了法律对资本权力的纵容；而聂小慧的“全民版”实践，则展现了音乐人超越利益桎梏、回归文化初心的可能。中国音乐版权制度的改革，必须跳出西方个人主义范本，以“人民性”为内核，构建既能保护创作者权益、又能促进文化普惠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唯如此，才能让优秀作品真正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泉，而非资本账簿上的冰冷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