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杀死音乐的灵魂？周海宏“不可知论”背后的文化虚无主义

更新时间：2025-03-14 10:09  浏览量：2

音乐需要“懂”吗？

——解构周海宏“反智审美”的理论陷阱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教授提出的“音乐何需懂”观点，近年来通过短视频平台和大众媒体的传播，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核心逻辑是：音乐不需要理性解读，只需感性体验；音乐的美在于“不可说”，强行解释会破坏艺术的纯粹性。

这种看似解放听众的宣言，实则暗含对艺术深度的消解，甚至可能将音乐推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这种论调极易被异化为拒绝思考的借口。

但艺术的本质真的能容忍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场打着“反精英”旗号的解构主义狂欢。

周海宏反复强调“音乐不能直接传达视觉或语义内容”，认为俞伯牙要求听众理解音乐是“不懂音乐”的表现。

这种观点将音乐降格为纯粹感官刺激，本质上是对音乐本质的误读。

孔子学琴时，曾用十天时间反复揣摩《文王操》的“志趣神韵”，最终从旋律中参透作曲者的精神世界，这正是音乐理解力的巅峰体现。

若按“音乐何需懂”的逻辑，孔子对音乐内涵的执着探寻反而成了“不懂音乐”的例证，这显然与中华文明对音乐的认知传统背道而驰。

音乐作为人类最早的精神载体，其编码系统远比语言复杂。

《礼记·乐记》明确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强调音乐是心灵活动的具象化。

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通过严谨的数理结构构建宇宙秩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用奏鸣曲式演绎人类命运抗争史。

若将这些视为“无需理解的声音游戏”，无异于否认音乐承载文明的功能。

当代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音乐理解激活的脑区与语言理解高度重叠，证明音乐认知本就包含解码过程。

将音乐剥离理性认知维度，就像要求人们欣赏《蒙娜丽莎》时只看色彩不看构图——本质是对艺术完整性的阉割。

周海宏将当前音乐普及困境归咎于“过度解读”，认为“乐曲解说会扼杀想象力”。

这种论断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艺术感知能力的形成需要知识积累。

白岩松自称“2004年突然听懂交响乐”，却刻意回避了他此前二十年深度参与摇滚乐实践的经历——正是对节奏、和声、歌词的长期研习，才造就了他后来理解古典音乐的“顿悟时刻”。

这印证了艺术哲学家杜威的论断：“审美经验是连续性生命体验的结晶。”

当前音乐教育的真正危机，恰在于“反专业主义”思潮的泛滥。

中央音乐学院招生标准中强调“热爱胜过技术”，这本是选拔特殊人才的权宜之计，却被曲解为“专业训练不重要”。

数据显示，我国琴童放弃率高达75%，其中过半因“缺乏音乐理解力导致兴趣消退”。

当家长将“快乐教育”等同于放任自流，当教师用“自由联想”替代乐理教学，造就的只是浅尝辄止的“伪爱好者”。

这种现象在短视频时代尤甚：15秒的《卡农》片段配着土味情话，肖邦夜曲沦为ASMR助眠工具——音乐正在失去被严肃对待的资格。

《二泉映月》的悲剧性力量，既来自阿炳颠沛流离的人生，也源于他对道教音乐的化用。

若不了解“鱼咬尾”的旋律技法与江南丝竹的调式特征，普通听众只能感受到模糊的“悲凉”，却读不懂音符间流淌的文人风骨。

周海宏主张“不知背景也能欣赏音乐”，本质上是在鼓励文化记忆的断裂。

试想：若法国人不再理解圣咏中的宗教隐喻，印度人遗忘拉格的时间哲学，人类将失去多少文明密码？

这种断裂在年轻群体中尤为显著。B站数据显示，国风音乐播放量TOP100作品中，75%的编曲采用西方功能和声体系，传统五声音阶沦为“中国风贴纸”。

当“昆曲+电音”“古琴+嘻哈”成为创新标杆，鲜有人追问：为什么《牡丹亭》的“水磨腔”必须搭配EDM节奏？为什么《广陵散》的刺客叙事要用Trap演绎？

这种“为融合而融合”的创作，正是“音乐无需懂”理念的恶果——创作者不再深究传统精髓，听众满足于文化符号的拼贴快感。

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与“音乐何需懂”形成共谋关系。

Spotify的“专注学习”歌单用肖邦提高付费率，网易云的“治愈钢琴”标签将德彪西商品化。

当聆听巴赫成为彰显品味的社交货币，当马勒交响曲沦为咖啡馆背景音，资本成功地将音乐体验降维成可量化的“情绪消费品”。

周海宏呼吁“禁止播放垃圾音乐”，却未意识到其理论正在为音乐庸俗化提供哲学背书——如果所有音乐都“不需要懂”，那么洗脑神曲与艺术歌曲的价值差异将不复存在。

这种价值混淆已造成严重后果。

某综艺节目让流量歌手“改编”《黄河大合唱》，用电子舞曲节奏消解原作的家国情怀；网红用Auto-Tune翻唱《我的祖国》，弹幕齐刷“比原版更好听”。

若按“体验至上”逻辑，这些行为无可指摘，但它们实质是在解构音乐的历史重量。

正如阿多诺批判的“文化工业”，当音乐沦为纯粹感官刺激，其批判现实、塑造精神的功能将彻底消亡。

要破除“音乐无需懂”的迷思，需重构“感性体验—理性认知—文化反思”的完整审美链。

首先应该承认“音乐理解存在门槛”：正如不懂量子力学也能感受星空之美，但天文学知识会极大提升观星体验。

维也纳爱乐乐团开设的“音乐解剖课”，通过分析总谱揭示勃拉姆斯的对位法奥秘，正是帮助听众跨越认知鸿沟的典范。

其次需要建立“聆听考古学”意识。

聆听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时，知道列宁格勒围城战中乐谱用军机运输的史实，能让人在铜管嘶吼中听见人性的坚韧；欣赏日本雅乐《兰陵王》时，了解面具背后“入阵曲”的战争叙事，方能在肃穆舞姿中读懂东亚文明的流转。

这不是强加“标准答案”，而是提供理解的可能路径。

最后必须正视技术时代的认知革命。

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的“指挥视角”功能，让观众通过多机位切换理解声部对话；上海音乐学院的“AI辅助分析系统”，能实时标注京剧唱腔的润腔技法。

这些技术手段不是要“破解”音乐的神秘性，而是搭建通往艺术圣殿的阶梯。

周海宏的理论在破除音乐神秘化、推动艺术普及方面确有贡献，但其激进立场已衍生出文化虚无主义的危险倾向。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强调“音乐需要懂”，不是要重建精英主义的审美霸权，而是捍卫艺术作为文明载体的神圣性；不是要消灭感性体验的多样性，而是拒绝将音乐矮化为声波按摩器。

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或许我们应该重读《论语》中孔子学琴的故事——他用三个月时间揣摩《韶》乐的精髓，最终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

这种对艺术近乎虔诚的钻研精神，才是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

当音符不再是转瞬即逝的娱乐消遣，当旋律成为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我们或许终将理解：所谓“懂音乐”，本质是对人类精神深度的永恒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