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闽南到延安——李焕之早期音乐思想的形成
发布时间：2025-10-28 10:13:19 浏览量：1
1939年延安时期的李焕之
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李焕之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既是创作《春节序曲》《社会主义好》的作曲家，也是“音乐创作即音乐史书写”的倡导者。作为福建晋江人，他的音乐思想并非源自抽象理论，而是在闽南文化的滋养、民族苦难的激荡与革命实践的磨砺中逐步生成。从闽南到延安，李焕之的音乐人生见证了中国现代音乐由地方生长、向人民敞开、走向世界的价值生成轨迹。
李焕之原籍福建晋江池店，1919年生于香港。尽管童年漂泊，却从父亲的讲述中汲取了家族与故土的文化记忆。泉州晋江得名于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民众南迁，其孕育的闽南文化融汇中原底蕴、海洋气质与华侨精神，民间音乐由此成为凝结地方记忆的重要载体。晋江凤池李氏家庙已有600余年历史，祠堂楹联、祭乐与节庆仪式代代相承，构成他心中最初的文化想象。11岁时，父亲病逝，李焕之随母返闽，先后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与泉州培元中学。鼓浪屿的琴声与教会圣歌、街巷的南音与歌仔戏相互辉映，展现出闽南文化的兼容与开放，也为他日后将民间旋律融入交响结构的艺术理想奠定了深厚根基。
五四新文化的余波在沿海青年中激起了“以艺术救国”的热潮。少年李焕之在合唱团中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战斗救亡曲》《松花江上》，那激昂的旋律让他第一次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它能唤醒民族的意志，也能凝聚共同的信念。救亡的呼声与青春的理想交织，使他懂得音乐不仅属于舞台与课堂，更属于大地与人民。从此，他萌生了以音乐书写民族命运、以旋律凝聚时代精神的价值观，立志让艺术成为民族情感与社会良知的共鸣之声。
正是在闽南文化的滋养与时代思潮的激荡中，李焕之逐渐体悟到，音乐不仅是娱乐，更是民族心灵的回响。这一领悟，既是闽南文化开放、坚韧与现实精神的延展，也体现了他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命运的价值自觉。闽南人崇尚实干、富于创造、勇于向海而生，这种“面向世界的地方性精神”，成为李焕之音乐理想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文化底色。
1936年，17岁的李焕之只身赴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虽错过招生期，却因满腔热情与出众天赋获校长萧友梅破格录取，成为中国最早系统学习西方音乐的青年之一。在上海求学期间，他系统研习作曲理论与管弦技法，同时思索如何在西方体系中建构属于中国的声音。萧友梅倡导“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现代音乐”，主张吸收西方技法而不失中国气韵与文化主体性。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李焕之，使他在艺术学习中提升了文化价值的自觉，认识到民族音乐的现代化，不仅是技法的革新，更是文化自信与精神担当的体现。由此，他逐渐形成以民族情感为灵魂、以现代技法为语言的音乐观，也为日后以交响结构书写“中国声音”奠定了坚实根基。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陷落，李焕之辗转厦门、香港、桂林，投身抗敌后援会，与诗人蒲风、克锋等合作创作《慰劳前方弟兄歌》《咱们前进》《故乡我们保卫你》《厦门自唱》等抗日歌曲。这些简洁有力的群众歌曲成为战时宣传的精神号角，使他切身体悟到音乐的社会力量：音乐不再只是学院的艺术，而是民族意志与社会价值的载体。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民族危亡的现实更加深了他的思考，也激发他萌生赴延安寻求理想与信念归属的念头。
这一时期，李焕之的思想经历了从艺术理想到社会责任的深刻转折。闽南文化赋予他坚韧与灵动，抗战现实唤醒了他“以音乐服务民族”的使命感。他逐渐确立“以音乐回应时代”的信念，体悟到音乐的真正力量在于凝聚人民意志、见证民族精神，并以此实现艺术理想与价值信念的统一。
1938年8月，李焕之瞒着母亲，只身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奠定了他音乐思想的基石。延安的黄土地、锣鼓声、秧歌调，让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民音乐的生命力量。在那里，他师从冼星海，深受“音乐为人民服务”的启迪。在鲁艺学习期间，他频繁参加民歌采风与文艺宣传，走村串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倾听他们的歌声与故事。这些体验使他意识到，人民群众才是音乐最深的源泉。李焕之在延安期间参与了新秧歌运动，正是在这种“从人民中来”的实践中，他创作出《大生产》等作品，旋律质朴、节奏明快，既具有地域特征，又蕴含时代精神，体现了新兴的“人民音乐价值观”——以劳动、团结、信念与希望为核心的价值导向。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李焕之深受触动，他从中获得思想的升华，文艺必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必须以社会主义理想和民族解放为价值核心。李焕之认识到，音乐不仅是抗争的武器，更是人民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建构形式，必须担当起“以音乐育人，以艺术塑魂”的社会使命。在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中，李焕之融汇民间旋律与西方技法，塑造出鲜明的阶级形象。这一艺术实践深化了“音乐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原则，使该作品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典范之作。
在延安岁月中，李焕之主张从民间传统出发，建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价值体系，提出以“民族—人民—时代”为核心的音乐观，认为真正的民族音乐应在精神上表达人民理想与时代追求。回望其音乐人生，可见一条清晰的价值生成轨迹：由闽南文化的启蒙出发，经民族危机的考验而深化，最终在延安革命实践中完成思想定型。
闽南的开放精神塑造了他的艺术气质，民族使命锻造了他的责任意识，而鲁艺教育使他在“音乐为人民”的信念中实现了价值自觉。李焕之的成长，不仅是一位作曲家的艺术历程，更是中国现代音乐价值观形成的缩影。在他笔下，7个音符记录了民族的觉醒，也奏响了中国音乐现代化与精神重建的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