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的宋庆龄，叫来廖承志来安排后事，入党
发布时间：2025-12-04 06:08:37 浏览量：29
1981年5月29日晚上，宋庆龄去世了。按照她当时交代的意愿，党组织很快追认了她1975年的入党身份，遗嘱上的财产分配被执行，丧事从简，关于要与李燕娥合葬的要求也被列入处理清单，孙家对遗嘱不满但无法推翻。廖承志依照她留下的交代，把这些事情一项项办下去。
那天在后海的病房里，宋庆龄说话吃力，但条理清楚。她没有绕弯：要正式确认她1975年就加入了党；丧事要简单，不搞形式；存款里的22万元要分给跟了她多年的秘书隋学芳和保健医生张钰，孙家一分钱都不给；还有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要和李燕娥合葬。廖承志赶到时，她就这样一句句交代，记录的人把每条都写了下来。她交待完这些具体安排后，又把一些随身物件和重要文件的去向交代清楚，包括要把孙中山的一些遗物和她标注“百年后公开”的信件交给组织保管。
把葬事和财产处理讲清楚，看似现实。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她提出的合葬要求。那里头牵扯到几十年的人情与政治关系。李燕娥从宋庆龄还是少女的时候就跟在身边，名义上是保姆，其实早成了家人。宋庆龄一直称她为“李姐”，这是几十年感情的称呼。李燕娥1980年先她一步离世，宋庆龄在筹备身后事的时候，就反复提到不想葬进孙家的墓地，也不愿与孙家的亲戚并列。她想的是和李姐在一起，这在外人看来很特别，但在她心里，这才是回家的感觉。
要理解这些决定，得回看她和廖承志的关系根源。1925年廖仲恺被刺杀时，宋庆龄亲眼见证了那场血案；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从小便被她记在心里。到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搞“保卫中国同盟”，需要可靠的联络员和助手，处在那个年代的香港，外围既有日特，也有各方眼线，组织工作危险重重。廖承志当时主动担任她的助手，跑前跑后，传递消息、安排物资，白天陪着她应付公开场合，晚上参与地下工作。那段共同抗战的日子，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廖办事细、守口如瓶，这些品质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宋庆龄选择他为遗嘱执行人的决定并不偶然。
另一个重要线索是她的党员身份。公开知道的人直到1981年才知道她早在1975年就秘密入党，介绍人是廖梦醒和邓颖超。为什么要保密？她身份特殊，孙中山的夫人，名义上的国民党元老，很多统战和海外关系都靠着她的“无党派”位置来维系。若明面上成为中共党员，这些关系会断，很多工作就会受阻。她在1975年入党时还口述了一份政治遗嘱，把许多敏感资料和孙中山留下的文物交待好，标注“百年后公开”的信件就是其中一项。她知道，有些话放到当年说出，会引起很大争议，所以选择封存，留给后人和历史去评判。
回到那次病房谈话的细节。宋庆龄把钱的分配讲得很清楚。22万元，给隋学芳和张钰，理由是他们长期照顾和工作，该有交代；孙家一分不给，她强调得很坚决。关于丧礼，她反复叮嘱要简单，不要搞繁文缛节，生前最厌恶的就是那些虚饰的程序，死后更不愿看到。她对工作人员的安置也想得周到，把秘书、司机、警卫员等人的去处都交代清楚，不愿把跟了她多年的这些人留在没有安排的状态里。最后，她把一些重要物件提了出来：有一架施坦威钢琴，是孙中山当年送的；还有孙中山设计的开国纪念币样币，以及那些她标注要百年后公开的信件。她要求这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由组织保管，放到公众能看到的地方，而不是落到孙家或私人手里。
这些交代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她多年思考的结果。几十年来，她见证了孙中山去世后孙家一些人的选择：有人倒向蒋介石，有人谋私利。她看着这些变化，早就与孙家疏远。对她来说，信仰和与她朝夕相处过的人，比所谓的家族名分更重要。李燕娥是党员，两人有共同的信念，这让她把同葬看作最后的归属。
她性格里的一贯坚持也能从另一件事看出端倪。1949年新政协筹备时，她坚持邀请部分国民党元老参加，理由是孙中山一手创立了国民党，革命不能把这些人全部排除在外。很多人反对，她甚至与周围发生争执，但她不让步，最后由周恩来出面协调，才部分满足她的要求。这种看起来温和、骨子里却有定见的性格，贯穿了她晚年做出的那些硬性安排。
宋庆龄走后，廖承志立即按她的指示行动。第一步是向中央报告她的入党情况，请求追认。申请很快批准，党组织决定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党龄从1975年算起。这一消息公布后，外界才知道她早已是党员。关于合葬，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觉得国母级人物与保姆合葬不合适，但廖坚持按照遗嘱办，说这是她最后的愿望，必须尊重。最终丧事按她的要求从简举行，没有大张旗鼓的仪式，形式上保持了低调。隋学芳和张钰收到了那笔钱，这在1980年代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足够安度晚年。孙家曾对遗嘱提出异议，但遗嘱文字明确，法律上站不住脚，争执不了了之。
那些被她交代封存的信件，后来在1999年被档案馆按照她的遗愿公开。信里有孙中山1920年代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看法，他在一封封泛黄的信纸上向宋庆龄阐述当年的抉择。信件公开后，学界和公众得以看到早年那些争议性主张的原始文本。宋庆龄把这些文献交给组织与历史，而非私人保存，这一点跟她一贯的做法一致——把事留给历史去判断，不在当下讨好谁。
她的遗物中，施坦威钢琴和样币都被妥善处理，部分进了博物馆。那些标注“百年后公开”的档案在时间到来时被翻开，供研究和展示。这一系列安排，从她生前的秘密入党、对身边人的交待，到她的葬事安排，构成了她晚年的一条线索——她要以自己的方式处理遗留问题，不让外界的喧嚣改变她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