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让我资助侄女，我平静反问弟弟：你月薪两万五，
发布时间：2026-02-13 13:58:25 浏览量：1
月光落在左手上
周五下午五点半，我在便利店冰柜前站了整整四分钟。
身后有人在等，我没察觉。眼睛盯着价签，脑子里算的是这个月的账——房租一千二，水电一百六，母亲下个月生日，得留出五百。医保扣款刚走，工资条上还剩三千四。
两盒临期酸奶，打完折九块六。
我拿起来，又放下。
最后拎了一袋四块五的简装纯奶走出店门。秋天的风卷着梧桐叶子刮过来，我缩了缩脖子，步子迈得很快。四十五路公交还有三站，得赶在晚高峰之前到家。
手机在兜里震。
我没看。大概率是公司群，或者租房中介的消息。这几天老有陌生号打进来，接了是推销墓地。
第二遍响。
我掏出来，屏幕上三个字：老陈。
我爸。
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接起电话，风把听筒里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他第一句是：“这周末回来一趟。”
不是商量。
我说：“加班。”
他像没听见，接着说：“琳琳学费的事，你当姑姑的出点力。”
我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拎着的牛奶袋勒进指缝，有点疼。
“多少？”
“两千。一学期两千，不贵吧？”
站牌后面有人在吃烤红薯，甜腻的香气飘过来。我看着那个人把红薯皮剥成一条完整的螺旋，喉头动了动。
“爸，”我说，“弟弟一个月挣多少？”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两万五吧，”我说，“上回他自己说的，不算年终奖。”
老陈没接话。
公交车进站，刹车声尖锐地碾过来。我上了车，刷码，往后走，在后门边的位置坐下。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把外面的天色滤得更暗。
“他是他，你是你。”老陈开口了，声音沉下去，“你弟弟养家不容易，两个孩子要上学，房贷车贷压着——你一个单身的，手里留着钱干什么？”
车开了。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闭了闭眼睛。
“爸，我月薪四千五。”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四千五怎么了？四千五不是你亲侄女？”他的嗓门突然扬起来，旁边座位的乘客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老话说亲帮亲邻帮邻，你一个当姑姑的，出点钱供孩子念书，委屈你了？”
我没有委屈。
我只是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有一回暑假回家，弟弟房间装了一台新空调。我热得睡不着，把凉席铺在堂屋地上。半夜老陈起来上厕所，踢到我，低头看了两秒，没说一句话，跨过去了。
那天晚上月亮很大。
我躺在凉席上，月光从门缝里漏进来，照在脚尖。我就那样看着那一小片光，心想：要是照到我脸上就好了。照到我脸上，他就能看见我了。
可他没看见。
他一直没看见。
“喂？你说话。”
我睁开眼。
“周末我回去。”我说。
挂断电话后，我在公交车上又坐了四站。坐过站了。我在一个从没下过的站点下车，站在陌生的街边发了很久的呆。有个发楼盘传单的小伙子跑过来塞给我一张纸，我低头看了一眼：首付三十万起，邻地铁，学区房。
我把传单叠成小方块，塞进牛奶袋的提手缝里。
往回走的路上，风越来越凉。
我想起琳琳。
七岁，扎两个羊角辫，笑起来缺一颗门牙。过年时亲戚塞红包，她接过去转手就交给弟弟，动作熟练得像做过一千遍。弟弟把红包揣进兜，摸摸她的头说“乖”。
那天我也给了她一个红包。
她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偷偷打开看了一眼，抬头冲我笑了笑。那一笑很短，短到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她就被弟弟拽走了。
巷子口放烟花，满天都是碎金。
我站在台阶上看了很久。烟花的亮光一闪一闪，照在人脸上都是暖的。可我总觉得冷。
周六一早，我坐长途车回县城。
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农田。我把脸贴在玻璃上，霜气模糊了视线，就用袖子擦掉，擦掉又起雾。
到站时十点半。
我站在出站口，没有打电话让人来接。拖着步子慢慢走，路过小时候天天经过的那家文具店，招牌换了，老板也换了。门口蹲着一只橘猫，眯着眼晒太阳，对我的脚步声不闻不问。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换成了水泥路，墙根青苔还在。
老陈家的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堂屋里坐着三个人。
老陈在主位，手里端着保温杯。弟弟坐在左边沙发上刷手机，屏幕亮光照在他脸上。弟媳坐在右边，膝上搁一盘瓜子，手边是剥好的小堆。
没人抬头。
我在门口站了两秒。
“回来了。”老陈说。
“嗯。”
我往里走了两步，在靠近门边的塑料凳上坐下。凳子腿有点歪，坐下去晃了一下。
弟弟依然刷手机。弟媳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堂屋很安静。
这种安静我很熟悉。从小到大，这个家的安静分两种：一种是看不见我，一种是等着我开口。
“琳琳呢？”我问。
“楼上写作业。”弟媳说，“这学期数学有点跟不上，报了个辅导班，一个月六百。”
她说完看了弟弟一眼。
弟弟没抬头。
我看着茶几上那个缺角的烟灰缸，里头摁着两个烟头。老陈戒烟八年了。弟弟抽。
“辅导班钱不够？”我问。
弟媳放下瓜子，拍了拍手上的碎屑：“不是不够。是钢琴课要续费了，一学期小两千。琳琳学得挺好，老师说她有天赋，不接着学可惜了。”
“钢琴。”我重复了一遍。
“对呀，”弟媳终于正眼看我了，“姐你是不知道，琳琳可争气了，上回学校文艺汇演弹的是《致爱丽丝》，全校第三名。”
全校第三名。
我没听过她弹琴。
弟弟锁了手机屏，终于抬起头。他的脸和老陈年轻时有七分像，轮廓深，眉骨高，看人时眼尾往下垂，显得诚恳。
“姐，”他说，“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我没吭声。
“但我们家情况你也清楚，房贷车贷，两个孩子的开销，你弟媳这两年没上班——我就这一份工资撑着，实在转不开。”他顿了顿，“爸说你在城里开销小，没负担，帮衬一把，等琳琳大了她记着你的好。”
我把牛奶袋放在脚边，塑料袋发出细微的声响。
“你一个月两万五，”我说，“我一个月四千五。”
弟弟的脸僵了一瞬。
“除去房贷车贷，我……”
“县城房贷，三十年期，月供三千出头。”我看着他的眼睛，“车贷去年结清了。琳琳上公立小学，没有择校费。小宝还没上幼儿园。”
他的表情变了。
弟媳的瓜子也不磕了，盯着我，眼神像淬过火的针。
老陈把保温杯往茶几上一顿，咚的一声。
“你算这笔账什么意思？”
我转过头看他。
他老了。两鬓的灰白上次回来还没有这么多，眼袋沉甸甸坠着。可那张脸上的神情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眉头拧成川字，下颌微抬，是一种审判的姿态。
“爸，”我说，“我只是算一算。”
“你算他，怎么不算算自己？”他的声音抬高了，“你一个姑娘家，读大学、找工作、在城里落脚，家里供你这些年，你回报过什么？”
回报。
我垂下眼睛，盯着地上那块拼不齐的地砖。老陈不知道，大学四年我没要过家里一分钱。助学贷款是自己办的，生活费是周末当家教、寒暑假在超市做收银员挣的。有一年冬天，夜里回宿舍自行车爆胎，舍不得花十五块补胎，推着走了五站路。
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你弟弟是男孩，顶门立户，压力大，你不帮他谁帮他？”老陈的声音往高处走，“他是你亲弟弟，琳琳是你亲侄女——你姓陈，这个家姓陈，你不帮？”
我姓陈。
可这个家，什么时候当过我的家。
“爸，”弟弟开口了，声音温和，“别吵了，姐有难处就算……”
“她有什么难处？”老陈打断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四千五全花自己身上，她有什么难处？”
我站起来。
牛奶袋的提手还绕在手指上，勒出一道红印。我看着老陈，看着他眉间那道从没对我舒展过的皱纹。
“爸，”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中考那年。”
他一愣。
“那年我考了全校第三，可以上市重点。你说县中免学费，让我读县中。”
弟弟的目光闪了闪。
“后来弟弟中考，分数不够县中线，你花三万八买了择校名额。”
堂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咔。咔。咔。
老陈的脸涨成深红，又慢慢褪成灰白。
“你记这些陈年旧账……”他的声音哑下去，“你记仇。”
我没有记仇。
我只是从没忘记。
门口光线暗了一下。
琳琳站在门边。
她穿着粉色卫衣，裤腿有点短，露出半截脚踝。那双眼睛看看老陈，看看弟弟，最后落在我身上。
“姑姑。”她说。
我看着她缺了的那颗牙已经长齐了，笑起来时两排整齐的小贝壳。我想问她辅导班累不累，钢琴老师凶不凶，那首《致爱丽丝》练了多久。我想问的事太多了。
可我张嘴，只问了一句：
“你吃早饭了吗？”
她点点头。
弟媳起身走过去，把她往楼梯方向推：“作业写完了吗？下来干什么，上楼去。”
琳琳被我弟弟拉着手往楼上走。她走到楼梯转角时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
可我看见了。
我拎起牛奶袋往外走。
老陈在身后喊我：“你这就走了？”
我停在门槛边，没回头。
“爸，”我说，“我月薪四千五，房租一千二。每天早饭是昨晚剩饭煮的粥，中午带饭盒，晚上便利店买打折菜。换季不敢买新衣服，感冒不敢去医院。”
风从巷口吹进来，灌进领口。
“这些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巷子里很静。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隔壁那户人家厨房飘出炝锅的葱香，久到橘猫从墙头跳下来，在我脚边绕了一圈，又走开了。
手机在兜里震。
我以为是老陈，掏出来看，是周敏。
周敏是我大学室友，在这个县城唯一的中学教书。周末偶尔约饭，我回来得少，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你在县城？”她声音急，“我刚买菜看见巷口有个人像你。”
“嗯。”
“吃饭没？没吃过来，我炖了排骨。”
我在她家坐到傍晚。
房子是老小区，楼梯房的五楼，两室一厅，家具旧但干净。她老公出差，儿子送外婆家了，桌上一锅排骨汤冒着热气。
我把牛奶袋放在门口鞋柜边。她看了一眼，没问。
吃饭时她说了很多，说班里有个男孩数学及格了高兴得哭了，说她婆婆最近身体不好她两头跑，说房价又跌了，说今年冬天来得早。
我低头喝汤，一口一口。
她说：“你今天回那边了？”
我放下勺子。
“陈逾，你看起来累。”
我愣了一下。
多久没人叫我这个名字了。在城里是“小陈”，在公司是“陈姐”，在老陈家是“你”。陈逾——我自己都快忘了，这个名字念出声是这个音节。
“还好。”我说。
她没追问。
窗外的天渐渐黑了。对面楼亮起零星的灯火，一格一格，像悬在夜色里的方糖。
“我弟弟月薪两万五，”我说，“我爸让我资助侄女学费。”
周敏把碗筷收进水池，水龙头哗哗响。她背对着我，声音从水声里透过来：
“你给了？”
“没。”
她关上水龙头，转身靠着灶台，用抹布慢慢擦手。
“那你爸那边……”
“决裂了。”我说。
她没问我后不后悔。
这让我好受很多。
晚上七点，我坐最后一班车回城。
车厢里人很少，前后三五个乘客，都在低头看手机。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路灯一杆一杆往后退，光影间隔着落在脸上。
手机屏幕亮了。
“姐，爸血压上来了，你有空打个电话。”
我看着这行字。
光标在输入框里闪了很久。最后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座椅上。
车窗外掠过一座废弃的厂房。我认出来了，是县城老玻璃厂。小时候放学路过，总爱趴着门缝往里看，看工人把滚烫的玻璃液吹成各种形状。有一次师傅吹了一只小鹿给我，透明的，阳光下亮晶晶。
那只小鹿早就碎了。
连碎片都不记得扔在了哪里。
到出租屋已经九点半。
我开了灯，把牛奶放进冰箱。冰箱里空荡荡，两盒鸡蛋，半棵白菜，一袋挂面。简装纯奶塞进去刚刚好。
洗漱时对着镜子，发现额角长了一根白头发。
我凑近看，灯下银亮亮的。拽下来捏在指尖，细细的一根。
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秋天，老陈送我去县城念初中。在车站，他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塞给我。我说够了，上个月给的还没花完。他没说话，望着别处。
车开了。
我从车窗往后看，他站在站牌下没有马上走，摸出烟盒，点了一根。烟雾袅袅地散在秋风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
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很多年，我们之间的沉默越来越厚。不是仇恨，不是隔阂，只是……无话可说。
他不知道我的事。不知道我大学时兼职到凌晨三点困得在回宿舍路上睡着，不知道我第一次发工资买了什么，不知道我独自在这个城市发过多少次烧、搬过几次家。
我也没有说过。
习惯了。
就像习惯了家里的饭桌上，好菜永远放在弟弟面前。
我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老陈。
我接起来。
他没有问我在哪里、吃饭没有。他的第一句话是：
“你弟弟说的那事，你到底帮不帮？”
我望着天花板。
那上面有一块水渍，是去年楼上漏水留下的，房东说修一直没修。形状像一张地图，不知是哪个国家。
“爸，”我说，“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
电话那端呼吸声顿了一下。
“我求你一次。”
“……”
“你能不能有一次，”我说，“先问问我过得好不好。”
长久的沉默。
沉默里能听见电流细微的滋滋声。我闭上眼睛，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你弟弟……”他开口。
我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到三点。
不是难过，只是清醒。像搁浅在深夜的船上，四周都是暗涌，但船不动了。
后来迷糊睡过去，做了很多零碎的梦。梦见七岁，弟弟出生那年，亲戚们围着摇篮说这孩子鼻梁高，像爸。我站在人群外面，踮起脚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
醒来枕头湿了一块。
周一照常上班。
地铁依然挤，电梯依然等很久，前台依然微笑着对我说“陈姐早”。我把上周没做完的表格打开，一个一个核对数据。
中午同事叫外卖，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说带了饭，打开饭盒，是昨晚煮的挂面拌酱油。
吃到一半，手机进来一条银行短信。
工资到账：4527.30元。
我看了两秒，锁了屏。
下午四点半，周敏发来一张照片。
是一中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铺了满地碎金。她说下课了，今天阳光真好。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光影细细碎碎，像那年躺在堂屋地上看见的月光。
下班后我在公司楼下站了很久。
六点钟，天色已经暗下来。写字楼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街上的人潮往地铁口涌。
我往便利店走，走到一半停住了。
转身，走进旁边那家琴行。
橱窗里摆着一架白色立式钢琴，聚光灯照在琴键上，像一弯落在黑绒布上的新月。
店员迎上来：“女士想看什么乐器？”
我说：“钢琴课多少钱一节？”
“成人启蒙课，一对一一小时，两百八。可以报十节送一节。”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架钢琴。
我想象琳琳坐在这里，手指落在琴键上，音符从她指尖流出来。《致爱丽丝》，全校第三名。
“我想买一节课，”我说，“送人的。”
店员有些意外：“是小孩学吗？我们也有儿童的……”
“不用，”我说，“就一节。”
我扫码付了两百八。
店员开了收据，问我赠课卡上写什么名字。
我说：“陈琳。”
笔尖划过纸面，沙沙轻响。
从琴行出来，风更冷了。
我把收据叠成小方块，揣进大衣内侧的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
手机屏幕亮了。
弟弟的微信，只有三个字：
“不用了。”
我停下脚步。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这三个字。屏幕的荧光映在脸上，冷得像霜。
琳琳的钢琴课，有人续费了。
我没问是谁。
手指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最后按灭。
把手机揣回兜里时，指尖碰到那张收据。折得很小，边缘硌人。
我没拿出来。
过了几天，老陈打电话来。
我以为还是钢琴课的事，接起来时心口绷着。
他的声音不像以往那么硬。
“你弟说，你给琳琳买了一节课？”
我没说话。
“……琴行打电话来确认，说是个姓陈的女士，县城口音。”他顿了一下，“我想应该是你。”
窗外起风了。我把手机夹在肩窝里，腾出手关上窗。
“琳琳很高兴，”他说，“那天晚上练琴练到九点多，你弟媳催了好几遍。”
我听着。
“她说想给你打电话，又怕你忙。”
我把窗扣拴好，拿起手机贴回耳边。
“爸，”我说，“我不是记仇。”
电话那端沉默着。
“我只是累了。”
我不知道他听没听懂。
他的呼吸声隔着电话线，粗重，慢。像很多年前那个在站牌下抽烟的男人，烟雾散尽后，手里只剩下空烟盒。
“四千五……”他开口，说了半句又停住。
我等他。
他没有再说下去。
最后他说：“入冬了，你那边冷，多穿点。”
挂断电话后，我在窗边站了很久。
楼下是条旧街，行道树叶子落了大半。有个老太太在树下捡落叶，佝偻着背，一片一片装进塑料袋。
我想起母亲。
她也是这个年纪了。上一次见她还是过年，她站在厨房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粉，问我：“你什么时候走？”
不是“多住几天”，不是“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是“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明天。她点点头，转身回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和老陈在里屋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只有声音，低低地、密密地织成一片，像漏风的窗缝。
我坐在堂屋那张歪腿的塑料凳上，把自己坐成一件家具。
腊月里，我回了一趟县城。
不是为了老陈，是周敏儿子生日。小男孩八岁了，点名要我送他一套《哈利·波特》。我提前两周买好，用牛皮纸包了，系一根麻绳。
饭吃到一半，周敏忽然压低声音：“你弟在外面。”
我筷子顿了一下。
顺着她的目光往窗外看，街对面停着一辆灰色轿车。驾驶座窗开着，一只手搭在窗外，夹着半截烟。
是弟弟。
他没往里看，也没下车。
周敏儿子扯着我袖子问分院帽怎么知道把哈利分去格兰芬多，我把目光收回来。
“他跟你爸来过，”周敏轻声说，“上个月，在老一中那儿。远远看了你一眼，没上前。”
我把鸡翅夹进小男孩碗里。
“琳琳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听说期中考班级第五，钢琴过了三级。”
我点点头。
饭后，我站在周敏家楼下，没有马上走。
那辆灰色轿车还停在那里。车窗升上去了，看不见里面。
我走过去。
走近了，车窗慢慢降下来。
弟弟的脸出现在玻璃后面。他好像瘦了一点，下颌线条更清晰了。看见我时，他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们在十一月的冷风里对视了几秒。
“姐。”他说。
“嗯。”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盒里，动作有些无措。
“钢琴课的事，”他说，“谢谢。”
我没答。
风从两栋楼之间穿过来，他垂着眼睛。
“爸让我来跟你说一声，琳琳期末汇演弹你送她那节课学的曲子。”
“什么曲子？”
他顿了顿。
“《月光》。”
我站在风里。
很久没说话。
弟弟也没有催。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指节泛白。
“姐，”他说，“小时候的事，我记得。”
我没看他。
“你中考那年，我进了县中。”他停顿了很久，声音低下去，“爸交完择校费那天晚上，妈跟他吵了一架。”
风灌进领口。
“妈说这样对你不公平。爸说，她是女孩，不需要……”
他没说完。
“你别怪妈，”他补充道，“她拦过。”
我望着远处灰白色的天空。
“我不怪谁。”我说。
弟弟发动了车子。
引擎低低地轰鸣，像一头困兽的呼吸。
他从车窗里看着我，眼神复杂。
“爸今年身体不行了，”他说，“心脑血管，医生让注意情绪。你有空……回来看看。”
我点点头。
他没再说别的，车子缓缓滑出去，汇入街道的车流。
尾灯在后视镜里闪了两下，消失在路口。
周敏抱着儿子站在楼道口，看着我。
“走吗？”她问。
“走。”
她送我去车站。
路过一中时，我让她停了车。
梧桐叶子落光了，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里织成密密的网。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门卫大爷探出头问找谁。
我说不找谁，就是看看。
大爷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缩回屋里继续听收音机。
广播里在放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雪。
车来了。
我上车，坐下，把脸贴上冰凉的窗。
县城在窗外向后掠去，越来越快。那些旧街道、旧房子、旧梧桐，都变成模糊的影子。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等我回来还会在。
可我不再是那个躺在堂屋地上等月光照到脸上的小女孩了。
除夕前一周，老陈住进医院。
弟弟打电话来时我正在公司赶报表。电话里他声音紧绷：“下午突然头晕，送急诊了，脑部CT有阴影，怀疑是轻微中风。”
我请了假。
买票，上车，两小时后站在县医院住院部门口。
走廊里消毒水味很重。弟弟在电梯口等我，眼下一片青黑。
“怎么样？”
“稳定了，医生说观察几天。”他顿了顿，“爸不知道我给你打电话。”
我跟着他走进病房。
老陈靠在床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手上扎着留置针。听见门响，他转过头来。
看见我时，他的表情很复杂。
不是惊喜，不是抗拒。是一种难以描摹的、老人特有的惶然。
“来了。”他说。
我在床边坐下。
床头柜上摆着半杯水，一个小暖壶，一只掰了一半的白馒头。没人陪床。
“妈呢？”
“在家带小宝，明天来换我。”弟弟把馒头收进食盒，“爸不肯住单间。”
老陈望着天花板，不看我。
“住什么单间，浪费钱。”
我没接话。
病房里很安静。隔壁床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儿女围了一堆，压低声音商量年夜饭在哪吃。
我低头剥了一个橘子，递过去。
老陈接橘子时手抖了一下。
他的手背上布满老年斑，皮肤薄得像纸。我移开目光，落在窗外。天阴沉沉的，预报说今晚有雪。
“年终奖发了？”他问。
“嗯。”
“多少？”
“八千。”
他没说话。橘子在掌心里慢慢被剥成一瓣一瓣。
我替他拉好被角。
“钢琴课的钱，”我说，“是拿季度绩效给的。”
他的手顿住了。
“琳琳弹琴的视频，弟媳发给我了。”我看着窗外，“弹得挺好。”
老陈没有转头。
许久，他开口。声音很低，像自言自语。
“你小时候……也喜欢音乐。”
我没说话。
“三年级，学校选合唱队，老师说你音准好。回来跟我讲，我没当回事。”他停顿，“后来你就不提了。”
窗外的光渐渐暗下去。
我想起那一年。老师在音乐教室门口等我，说放学后补报名，你是领唱的苗子。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等家里人来接。
天都黑了，没有人来。
我一个人走回去，走了五站路。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有些等待，是等不到结果的。
“爸，”我说，“我不怪你。”
他转头看我，眼尾那道深纹在灯光下格外清晰。
“我也不要你道歉。”
雪是在夜里下起来的。
我陪床到十点，弟弟换我回去休息。走出住院部，迎面是纷纷扬扬的雪片，落在地上就化了。
我在廊下站了很久。
手机里有一条周敏发来的消息：“听说你回来了，明天出来吃早餐？”
我回：“好。”
又一条，是老陈的手机号发来的。应该是弟弟拿他手机发的：
“路上滑，慢点走。”
我抬头。
七楼那个窗口还亮着灯。隔太远，看不清人影。但我知道老陈在窗前。
我站在那里，雪落满了头发。
没有挥手，没有对望。
只是我站了很久，那盏灯也一直亮着。
第二天早上，我和周敏在老街吃肠粉。
铺子还是三十年前那个铺子，老板娘从姑娘变成婆婆，灶台边多了个打下手的小媳妇。肠粉蒸得透亮，酱汁是祖传配方，周敏从小吃到大。
“你家的事，”她夹着肠粉，没抬头，“处理完了？”
“没有。”我说，“也不会完。”
她点点头。
不是理解，只是知道。
我们这种从县城考出去的女孩，身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根须。斩不断，拔不出。最好的结局不过是学会如何与它共处——让它缠绕，但不勒死。
手机在口袋里震。
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本县。
我接起来。
“姑姑。”
那声称呼像一小块冰糖，慢慢在胸口化开。
“琳琳。”
“我期末汇演弹的曲子，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好听吗？”
我想了想。
“好听，”我说，“像月亮落在左手上。”
她没听懂，但她笑了。
“姑姑，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我抬眼看向窗外。
雪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薄薄的、碎碎的，落满老街的青石板。
“春天吧，”我说，“春天姑姑带你放风筝。”
“拉钩。”
“拉钩。”
挂断电话，肠粉凉了。
周敏看着我没说话。
我低头把最后一口吃完，酱汁沾在筷尖，是甜的。
回到出租屋已是初四。
推开门，一切如旧：冰箱两盒鸡蛋半棵白菜，窗台那盆绿萝蔫了两片叶子。我给绿萝浇了水，把行李箱推到墙角，没有打开。
傍晚时，收到弟弟的微信。
一张照片。
老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初春的太阳，薄得像宣纸，铺在他膝上。他手里握着一只旧收音机，是我念大学时用第一份家教工资买的。以为早丢了。
配的文字只有两个字：
“找着了。”
我把照片放大。
老陈的手指搭在收音机边缘，骨节粗大，皮肉松弛。那双手打过我，给弟弟交过择校费，在站牌下点过烟。
也替我掖过被角。
七岁，发烧，烧得说胡话。他下夜班回来，用冷毛巾敷在我额头。我以为自己在做梦，醒来只记得他手背上的凉。
原来他都记得。
原来我也记得。
窗外天黑透了。
我靠在床头，把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春分那天，我回县城接琳琳放风筝。
广场上人很多，我们找了块偏一点的草地。风筝是一只橘猫，胖乎乎的，在天上摇摇摆摆。琳琳拽着线跑，羊角辫一颠一颠。
弟弟站在不远处抽烟，弟媳抱着小宝在长椅上坐着。
老陈没来。
他腿脚不便，医生说少吹风。母亲在家陪他。
太阳西斜时，我该走了。
琳琳把风筝线收好，跑过来扯我衣角：“姑姑，暑假你还回来吗？”
我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
“回。”
“那我们拉钩。”
小拇指勾在一起。她的手指细细软软，有刚放过风筝的汗意。
“姑姑，”她凑近我耳朵，压低声音，“奶奶说，你小时候也想要学钢琴。”
我直起身。
母亲站在广场入口，隔着老远的人群。
她没走过来。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风从我们之间穿过，带着三月青草的气息。
弟弟掐灭烟，走过来：“姐，我送你。”
“不用。”我把包挎好，“车就在那边。”
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
“那……路上慢点。”
我点点头。
往车站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回头。
母亲还站在那里。
晚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了，她抬手别到耳后。动作很慢，像怕惊醒什么。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时我还小，她还没有这么多白发。有一次我发烧半夜醒来，看见她趴在床边睡着了。窗外有月光，照在她脸上。
她轻轻打着鼾，眉心还皱着。
我伸手想替她抚平那道皱纹，又怕吵醒她，手停在半空。
就像此刻，隔着整个广场，隔着二十多年。
我抬起手。
又放下。
这一次，她先开口。
隔着那么远，我听不见声音。但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动。
两个字。
我的名字。
我把手揣进风衣口袋，口袋里有那张琴行的收据，有车票，有一张折成方块的、泛黄的奖状——三年级，歌咏比赛，最佳领唱。
我不记得自己留着它。
它却一直在这里。
暮色从广场边缘漫上来，风筝都收了线。我转身走向车站。
身后是这座小城，是我所有出发与归来的原点。
老陈站在阳台上。
他腿脚不便，扶着窗框。隔着六层楼的距离，我们彼此望见。
他没有挥手。
我也没有。
风从西边来，把行道树的新叶吹得沙沙响。
我想起那年中秋节，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泡面。窗外万家灯火，鞭炮声隐隐约约。我端着面站在窗前，看见远处有人在放孔明灯，一盏一盏升起来，飘向看不见的远方。
那时我以为自己早已没有家了。
现在我知道，家不是一扇随时为你敞开的门。家是阳台上的一个身影，是手机里一句“路上慢点”，是二十年后，有人还记得你曾经想要一架钢琴。
我踏上开往城里的夜班车。
车厢里人很少，前后三五个乘客，都在低头看手机。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路灯一杆一杆往后退。
手机屏幕亮了。
周敏：“到哪儿了？”
我回：“路上。”
她又发来一张照片。
一中那棵老梧桐，枝头爆出嫩绿的新芽。春天的阳光薄薄地铺在上面，像金箔。
我看了很久。
然后把照片存进相册，和那张老陈晒着太阳听收音机的照片放在一起。
车窗外掠过旧玻璃厂的废墟。
那里很快要盖新楼盘了。听说叫“月光花园”，首付三十五万起。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耳边仿佛有琴声隐约。不是琳琳弹的《月光》，是更早的、更轻的——是很多年前一个女孩站在音乐教室门口，听见里面传出的音阶练习。
她没有进去。
但她记住了那个下午，记住了阳光斜斜地从窗格子漏进来，落在琴键上。
多年以后，另一个女孩弹起了同一支曲子。
月光落在左手上。
风从指缝间流过。
我睁开眼，窗外已是城郊的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