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美与和谐是音乐永恒的基石
发布时间：2026-02-26 02:50:00 浏览量：2
作者：毛 睿（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2026年，全球音乐爱好者在欢庆新年的小夜曲中，迎来了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在短暂的一生中，莫扎特将形式的完美平衡、深邃的情感与戏剧冲突熔为一炉，成为音乐古典主义风格的集大成者和超越者。
《魔笛》舞台照 资料图片
莫扎特画像 资料图片
年幼的莫扎特与父亲、姐姐在一起。资料图片
“我不再是您的仆人了”
1756年1月27日，莫扎特出生于一个萨尔茨堡大主教宫廷乐师家庭。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不仅是出色的小提琴手与作曲家，也是他最早的和最严苛的导师。莫扎特三岁就显露出对键盘的惊人领悟力，五岁创作出第一首小步舞曲，其童年是在欧洲各宫廷的巡回演出中度过的。1762年至1773年间，这位戴着假发与佩剑的“小魔术师”征服了慕尼黑、维也纳、巴黎、伦敦、罗马。在罗马，十四岁的他仅凭记忆就完整写出了西斯廷教堂秘不外传的《求主怜悯歌》，轰动全城。这些早年经历不仅锤炼了莫扎特超凡的视奏、即兴与记忆能力，还让他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当时欧洲最前沿的音乐风格，如曼海姆乐派的辉煌交响效果、意大利如歌的旋律线条、法国精致的宫廷趣味以及巴赫复调音乐的深厚底蕴。至1773年，十七岁的莫扎特已创作了数十部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和第一部正歌剧《本都国王米特里达特》（K.87），其早期作品《g小调第25交响曲》（K.183）已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激情与戏剧张力。然而，神童的光环既是阶梯也是枷锁，萨尔茨堡保守闭塞的环境与科洛雷多大主教的专横，很快让羽翼渐丰的天才感到窒息。
1777年至1781年，是莫扎特艺术与人生的转折期。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天地，他辞去萨尔茨堡的职务，在母亲的陪伴下前往曼海姆与巴黎，这是他第一次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闯荡世界。在曼海姆，他爱上了才华横溢的女歌手阿洛伊西亚·韦伯，但恋情无果；在巴黎，他的母亲因病客死异乡。尽管莫扎特创作了《巴黎交响曲》（K.297）等佳作，但他未能因此获得稳定的职位。失意与悲痛催生了《a小调钢琴奏鸣曲》（K.310）等更深刻的作品。他重返萨尔茨堡后，与大主教的矛盾彻底爆发。1781年，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莫扎特毅然提出辞呈，他说：“我不再是您的仆人了！”此举标志着音乐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彻底摆脱了教会与宫廷的庇护人制度，成为历史上首批依靠公开演出、作品出版与教授学生为生的自由职业作曲家之一。这一勇敢选择赋予莫扎特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但也让他终生背负经济压力，其艺术人格的独立性与市民意识的觉醒由此奠定。
从1781年定居维也纳至1791年去世，是莫扎特创作的全盛期，也是他生活上最动荡、艺术上最辉煌的“维也纳十年”。初到帝国首都，他迅速以钢琴家与作曲家的双重身份赢得声誉。1782年，歌剧《后宫诱逃》(K.384)大获成功，标志着德式歌唱剧的成熟。同年，他与康斯坦泽·韦伯结婚，婚姻虽充满财务困扰却给了他情感归宿。这一时期，他与约瑟夫·海登结下深厚友谊，并将自己创作的一组六首弦乐四重奏（K.387，K.421，K.428，K.458，K.464，K.465）题献给海登，这些作品因结构的复杂与情感的深度被誉为“海登四重奏”，是室内乐历史的里程碑。1786年至1787年，他与脚本作家洛伦佐·达·彭特合作，连续推出了《费加罗的婚礼》（K.492)、《唐·璜》(K.527)与《女人心》(K.588)三部旷世歌剧杰作，将歌剧艺术推至前所未有的深度与高度。
1788年夏天，在短短六周内，他接连完成了三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降E大调第39交响曲》（K.543）、《g小调第40交响曲》（K.550）和《C大调第41交响曲》（K.551，“朱庇特”），这三部作品犹如一座坚不可摧的丰碑，将古典主义交响曲推向新的美学高度。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仿佛预感到时日无多，创作力喷薄而出。歌剧《魔笛》（K.620)体现了德意志歌唱剧的淳朴，《安魂曲》（K.626）则成为他为自己谱写的生命挽歌。
复调般交织的主题
检视莫扎特的音乐宇宙，尽管作品和题材包罗万象，但其核心始终围绕着四个普遍的人性主题展开，这些主题如复调般交织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
第一个主题是对人性光辉与欢乐的礼赞。这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的众多歌剧与嬉游曲、小夜曲中。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这一主题的巅峰之作。全剧洋溢着对自由、智慧与真爱的歌颂。从序曲那旋风般急促而欢快的旋律开始，到费加罗与苏珊娜以机智战胜专横的伯爵，莫扎特的音乐赋予每个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伯爵夫人罗西娜的咏叹调《求爱神给我安慰》，在哀婉中透露出高贵与宽恕的力量，而终曲众人和解的大合唱则构建了一个基于理性与善良的和谐社群图景。这种欢乐所传达出的不是浅薄的娱乐，而是对人性本善与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在他的器乐作品《G大调第13小夜曲》（K.525）中，那份清澈、优雅而无忧无虑的喜悦，同样是对生命本身最纯粹、最健康的赞美。
第二个主题是对命运中的阴影与悲剧性的深刻洞察。莫扎特绝非不谙世事的乐天派，他的音乐中始终流淌着一股忧郁的暗流，尤其在g小调作品中达到极致。《g小调第40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以急促而不安的节奏与叹息般的音调开场，瞬间将听众带入一种充满焦虑与渴求的情感世界。这种悲剧性在他晚期的歌剧中更为复杂。《唐·璜》中，纵欲者的狂妄最终被石客的审判吞噬，序曲中预示的黑暗和弦与最终地狱般的场景，展现了道德律令的不可违抗；《安魂曲》的《痛哭之日》中，令人心碎的半音化和声与沉重的赋格，直面了死亡的恐怖与灵魂的战栗。莫扎特的悲剧性从不滥情，它被严格控制在古典形式之内，因而显得更为浓缩、普遍而永恒。
莫扎特音乐的第三个核心主题是对超越性境界的追求。这与他晚年的共济会信仰密切相关，但它已超越具体宗教，体现为一种对秩序、光明与智慧的向往。《魔笛》是这一主题的寓言式总汇。塔米诺王子的试炼之旅，象征着灵魂通过理性（萨拉斯特罗代表的智慧）与爱（帕米娜）的引导，从黑暗（夜后王国）走向光明。剧中大量使用庄重的和弦与肃穆的男声合唱，营造出一种近乎仪式的神圣感。在他的宗教音乐——如《c小调弥撒》（K.427）和《安魂曲》中，这种超越性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尤其是《安魂曲》中的《圣哉经》与《降福经》，宏伟的双重赋格展现了对位技巧的巅峰，其结构的严整与音响的壮丽，仿佛是在描绘天国的秩序与荣光，将个人的哀悼升华为对永恒救赎的祈求。
第四个主题——机智、反讽与戏剧性对比的永恒游戏——也是莫扎特音乐思维中不可或缺的酵母。歌剧《女人心》整个故事就建立在一个反讽的命题上——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莫扎特以看似轻松嬉谑的音乐，层层剥开人物情感的微妙变化，在表面的荒谬下探讨了人性的真实与虚伪。《降E大调第39交响曲》的小步舞曲乐章，在传统的宫廷舞曲形式中，插入了粗犷有力的乡间舞曲风格中段，形成雅俗之间的幽默对比。在《C大调第41交响曲》终乐章里，他将一个庄重的赋格主题与几个明快的奏鸣曲主题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仿佛众神在奥林匹斯山上举行一场智力与欢愉并存的盛宴。这种无处不在的机智与对比，使得人们无论听多少遍，总能从他的作品中发现新的趣味与深意。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如果说莫扎特的音乐以传达普遍人性为旨归，那么他在艺术形式上则展现出将看似矛盾的审美特质融为一体的非凡功力，创造了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奇妙境界。
旋律的流畅与无限歌唱性，是莫扎特音乐最直观、最动人的标志。他的旋律仿佛自然流淌的泉水，浑然天成，既优美易记，又变化无穷。它们具有最完美的古典比例，起承转合无可挑剔。例如，《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K.622）慢乐章的旋律，气息悠长，情感深邃而克制，单簧管的音色如同叹息声，被誉为“天鹅之歌”。这种歌唱性不仅体现在如歌的慢板中，也渗透在快速的乐句里。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凯鲁比诺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快速而跳跃的音符精准地刻画了少年情窦初开的躁动与甜蜜，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说话。更重要的是莫扎特的旋律创作与和声进行和结构布局水乳交融。在《d小调钢琴协奏曲》（K.466）著名的浪漫曲乐章中，钢琴吟唱出的纯净主题，每一次再现都被不同的和声色彩与对位线条所环绕，如同宝石在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变幻莫测的光芒，简单中蕴含着无限的丰富性。
莫扎特的音乐实现了结构的清晰与发展的戏剧性动力之间的完美平衡。莫扎特是古典奏鸣曲式与交响套曲的大师，他深谙如何在一个清晰、匀称的框架内，注入最强的戏剧张力。他的作品结构如同精心设计的建筑，但内部却充满了生动的对话与冲突。以《g小调第40交响曲》第一乐章为例，它在严整的奏鸣曲式内展开：主部主题充满紧迫的询问感，副部主题则相对柔和但依然带着忧郁。在发展部，莫扎特并非简单地将主题移调，而是将它们拆解、重组，在不同的调性中激烈碰撞，和声转换频繁而大胆，将焦虑情绪推向高潮。然而，无论内部冲突多么激烈，再现部的回归与尾声的解决总能带来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与心理上的满足感。这种在限制中争得自由的能力，在他的歌剧重唱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唐·璜》第一幕终曲，随着人物不断加入，音乐从二重唱扩展至七重唱，每个人物的音乐性格（唐璜的轻浮、采琳娜的惊恐、马赛托的愤怒、埃尔维拉的责难等）同时展开，和声与节奏复杂无比，但整体结构却层次分明、推进有力，将多线叙事与情感冲突熔于一炉，展现了非凡的戏剧架构能力。
配器色彩的明澈与心理刻画的精准也是莫扎特音乐的显著特色。莫扎特的乐队音响以透明、平衡而著称，他从不追求浪漫派后期那种厚重的混响，而是让每件乐器都清晰可辨。他对音色的选择具有惊人的心理暗示功能，《G大调第13小夜曲》仅用弦乐就营造出夜空般的静谧与星光般的闪烁；而在《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K.364）中，他将小提琴与中提琴作为平等对话的主角，中提琴温暖而略带鼻音的色调用于表达深沉内省的情感。在歌剧中，这种音色心理学更为明显。比如《魔笛》，夜后用冰冷华丽的花腔代表黑暗与复仇，萨拉斯特罗用低沉庄严的长号与男低音合唱代表光明与理性，帕帕基诺则用轻快的排笛代表质朴的自然天性。乐器与人声在这里不仅是音响工具，更是戏剧角色与哲学观念的化身。
尽管莫扎特以主调音乐的美妙旋律闻名，但深厚的复调修养是他音乐美学的基石。他晚年深入研究巴赫与亨德尔，将严密的复调思维完全内化，并与其流畅的主调风格无缝融合。《C大调第41交响曲》的终乐章是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莫扎特将一个庄严的赋格主题与数个欢快的舞蹈主题并置，在奏鸣曲式的框架内，展开了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复调盛宴。在结尾处，五个主题同时交织在一起，形成宏伟壮丽的高潮，结构却清晰如水晶。这种复调技巧绝非炫技，它极大地增强了音乐的密度、逻辑力量与精神的崇高感。在他的弦乐四重奏，尤其是《“不协和音”四重奏》（K.465）引人深思的慢板引子中，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半音化对位，已经预示着浪漫主义乃至更远的和声可能性。莫扎特的复调，让他的音乐在悦耳的表象之下，拥有了近乎建筑与数学的理性之美，这种寓深刻于简易的特质，恰是其艺术臻于化境的标志。
音乐应始终悦耳
1791年12月5日，莫扎特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一生没有获得过那个时代常见的宫廷“桂冠作曲家”头衔，但他的名字最终被历史铭刻在音乐万神殿的最顶端。
他对音乐世界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对后世诸多作曲家的启迪与滋养。莫扎特是连接巴洛克复调遗产与古典主义形式并通向浪漫主义情感世界的桥梁。贝多芬终生视莫扎特为偶像，早期作品深受其影响，晚年则在其清晰结构的基础上探索更宏大的表达；舒伯特从其旋律中汲取养分，将歌唱性发展至极致；追求文学性标题音乐的柏辽兹也赞叹莫扎特歌剧重唱的戏剧力量。到了二十世纪，现代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推崇其音乐的客观性与结构性，视其为新古典主义的先驱；而理查·施特劳斯则继承了其歌剧中对人性微妙心理的刻画技巧；柴可夫斯基曾坦言，他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找到了安慰，并创作了《莫扎特风格曲》以示敬意。某种意义上，整个德奥音乐传统的核心脉络，都可以追溯到莫扎特所确立的均衡、深刻与形式完美的典范。
在音乐表演与实践领域，莫扎特的作品奠定了现代协奏曲、歌剧演唱与室内乐演奏的黄金标准。他的钢琴协奏曲，特别是中晚期作品，确立了独奏家与乐队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对话模式，提升了协奏曲的艺术地位，使之成为考验钢琴家音乐修养与技巧的试金石。他的歌剧，要求歌唱家不仅要有精湛的声音技巧，更需具备戏剧表演、语言表达和风格把握的全面能力，推动了音乐家演员的出现。他创作的众多弦乐四重奏、五重奏等室内乐，因其清晰的结构与丰富的声部对话，成为专业乐团演奏家提升修养的必修课，也成为家庭与沙龙音乐生活的核心曲目，将高水平的音乐艺术带入了市民阶层。
超越音乐界，莫扎特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符号与大众记忆。莫扎特的音乐明朗、优美与深刻并存，这一特质赋予其音乐无与伦比的流行性。《g小调第40交响曲》的主题被流行音乐引用，《G大调第13小夜曲》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的婚礼殿堂，《土耳其进行曲》成为无数钢琴学童的启蒙曲目。他的名字与“天才”“优雅”“欢乐”等概念紧密相连。基于其生平创作的戏剧、电影（如《莫扎特传》）、小说层出不穷，不断重塑着公众对他的想象，每年的全球性诞辰纪念音乐会以及萨尔茨堡音乐节等成为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共同庆典。在心理学领域，“莫扎特效应”的提出，反映了人们相信其音乐具有启迪智慧、抚慰心灵的神秘力量。他已然从一位作曲家，升华为代表人类创造力巅峰与美好精神追求的文化符号。
而莫扎特对后世最深层次的影响，或许在于对音乐本质与人性理解的永恒启示。莫扎特的音乐证明，伟大的艺术可以同时拥有严谨的形式与自由的情感，明亮的欢乐与幽深的悲哀，通俗的直白与复杂的思辨。他展示了如何在个体的表达中触及普遍的人性，如何在时代的局限中创造永恒的价值。后世无论是崇尚理性的新古典主义者，还是抒发个人情感的浪漫派，抑或探索形式的现代主义者，都能从他的音乐宝库中觅得源头与共鸣。他的存在，提醒着每一位创作者和聆听者：音乐的终极目的，是揭示并表达人类灵魂的真相。
莫扎特曾经说过，“音乐，即使在最恐惧的场景中，也永不应刺耳，而应始终悦耳，永葆音乐性。”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他的艺术信条——无论表达何种情感，美与和谐是永恒的基石。我们今天聆听莫扎特，聆听的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故事，更是人类心灵在秩序与自由、苦难与希望之间所能奏出的最平衡、最丰富、也最动人的和弦。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6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