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溪：把古代音乐文献当作“一棵树”看待｜京华学记

发布时间：2026-03-28 01:14:23 浏览量：2

金溪，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中国音乐理论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古代音乐史、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学，常年从事汉唐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

“在我心里，一部文献就像一棵树——我关心种子是从什么地方被风吹过来，落在了怎样的泥土里，如何在泥土里吸收营养，逐渐长成一棵大树，它的年轮里记载了哪些来自土壤气候的特质，它如何逐渐开枝散叶郁郁葱葱，又在哪一天轰然倒下。”

当被问及什么是音乐文献学时，现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的金溪这样形容自己的日常工作。这些年的积累让她对所研究的这些对象产生了浓厚的情感。

在转向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之前，金溪从本科到博士一直都在中文系。从古代文学到古代音乐文献研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但金溪坦言对她来说，这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硕士期间，她就已经开始关注诗歌的吟诵与诗体的关系，如今回看，这在当时似乎已经为后来的音乐文献研究转向埋下了伏笔。

在如今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大环境中，这样的案头工作还会吸引更年轻的学生吗？金溪笑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年在一线教学时，她也在有意识地改变思路，让学生们意识到古今之间的关联，认识到如何使古代的音乐文化“为我所用”，乃至从其中找到“趣味”。她和学生一起尝试打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隔膜，让无声的古代音乐“活”起来。

三月份，我们在北京见到了金溪，和她从音乐文献学是什么聊起，谈到学术历程中的几次转向。以下是对金溪的访谈。

发掘古人对音乐的认知

新京报：对大众而言，你研究的中国音乐文献学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可否先为读者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领域近些年主要在关注哪些问题？

首都博物馆“文物活化展示”表演现场。（受访者供图）

金溪：

音乐文献学目前尚未成为一个确定下来的学科，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音乐文献学”也有不同的思考。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交叉性的研究方向，我们所做的更偏向于古典文献学的工作方法，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

从古至今，也有不少使用典范性的文献学方法处理音乐文献的研究，比如清代以来学者对《隋书·经籍志》中的一些音乐书目进行辨析，以及对散佚音乐文献进行辑佚等。但往往会有比较多的错误，其原因是没有重视音乐文献本身的特性。有鉴于此，我们现在认定的音乐文献学主要基于发掘古时候中国人对音乐文献以及音乐本身的认知，再用文献学的方法对相关材料进行处理。

《四达集：金溪音乐史研究文集》

作者：金溪

版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11月

新京报：在进入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之前，你有文学专业的求学经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师从袁行霈教授。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影响？

金溪：

从本科到博士，我一直都是中文系的学术背景，且一直都在文学专业。从古代文学到古代音乐文献研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但对我来说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古代文学专业的学习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方面是方法论和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是研究思路的确立。尤其在读博期间，在初步确定以南北朝文学为研究方向时，我和导师袁行霈先生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讨论——究竟是延续在此之前的学习中对南朝的研究，还是转向我当时并不是非常了解的北朝。

我个人从本科到博士的求学经历，也正好暗合了南北朝文学研究高速发展的阶段。在我开始读博的时候，学界对南朝文学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也是后来我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不从南朝入手，而是关注北朝的本土性和主体性的原因。

“探案”中古散佚乐书

新京报：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历史脉络中，你好像尤其关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为什么这段时期会格外吸引你？

金溪：

我从小就比较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但在当时，不论是课本上，还是课外读物中，对魏晋南北朝经常是一笔带过，甚至评价不太高的。但实际上可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就没有后来隋唐时期文学文化的大繁荣。

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室砖壁画，奏乐图。

不过，说到这个时期的音乐文献，它和同时期的文学、思想乃至“魏晋风骨”等文人形象是不同层次的。我们常常说，魏晋南北朝是“人性觉醒的时代”，但我们如今看到的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文献中，大量文献是由官方“议定”的关于礼乐建设的乐书，以及配合音乐机构运行来记录的档案。

更进一步讲，我的关注视野实际上是从汉代到五代这样一个更长历史时期的音乐文献。但我们现在对唐或宋以前的乐书的关注是很有限的，能说出名字的乐书远没有后来的（例如《乐书》《乐府诗集》《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那么多。那么为什么要关注前面这段，而不是去做后面这些保存更完整、体量更大的乐书的研究呢？这也是我后来转向散佚乐书整理研究的出发点。

新京报：这段时期的音乐和相关文献的保存情况有哪些特点？

金溪：

唐前乐书的保存情况是堪称惨烈，基本没有完整保存的案例，即使是唐代后期的《乐府杂录》以及从日本传回中国的《乐书要录》也并非完帙。在开展汉唐乐书研究之前，我对宋代以前乐书的印象可能只有几十种，其中甚至不超过五种有大体量的保存。这使得整个研究更像是一种收集碎片并进行尝试性重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通过散碎的材料，获得很多重要的、规律性的发现，从而建立起对唐代以前音乐文献体量、乐书编撰习惯的系统性认识，乃至重建对中古时期中国人音乐观念演进过程的认知。

例如，宋代以前乐书体系的形成，它的具体表现是，从最初就确立了具体的、体裁差异明确且功能各异的多种音乐文献类型，用来书写不同的音乐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量化积累，逐渐通过时间、体裁等不同层面的叠加，逐渐形成内容更丰富的乐书。这种多维度的叠加与演生，像是一个“拼乐高”三维构建的过程。

电视剧《太平年》（2026）剧照。

前段时间《太平年》热播，让我想到其实最早的一部大体量综合性乐书，是五代十国时期形成的《大周正乐》。之所以在国祚很短的后周时期形成这样百卷规模的乐书，并不是因为后周有充分的礼乐建设，而是基于此前绵延不断的音乐文献叠加而成，体现了“历代”与“各体”的统合，并为宋代大型乐书的勃兴奠定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音乐文献的编纂书写不是偶发的、随意的。对于音乐的记录、编撰、整理、最后付诸使用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就形成定式的，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关于“音乐是什么”“我要如何记录与使用它”的成熟认知。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音乐的自主知识体系，确实是一以贯之地存在的。

新京报：你带头开展的课题《汉唐散佚乐书解题笺证》等曾获批了北京社科基金资助。可否谈谈这个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发现？

金溪：

这个项目是在我博士后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博士后期间，我的课题是《汉唐散佚乐书整理与研究》，主要是做辑佚方面的工作，如梳理和搜集佚文，把它们尽可能按照原来的逻辑排列与复原。

博士后期间，我所收集到的，有佚文保存的汉唐乐书数量大概有一百出头，而在项目最终结项时，我所收集到的五代以前的乐书一共达到了三百余种，并清晰地分为11种类型。

这些书中，有一部分没有佚文留存，但在历代书目中被著录了书名、作者等信息，还有一些，则可能甚至没有直接、明确的记录，仅仅是在相关的文献中被提及。这种尽可能多角度的搜集工作，会让人对中古时期的音乐书籍，及其背后的礼乐建设工作、音乐类型发展和音乐观念变化都逐渐建立起系统的了解。

南北朝时期北齐杨子华（传）《北齐校书图卷》（宋摹本）局部，榻和古琴。

因为这种研究的特质，其中常常包含一些“探案性”的工作。这个过程本身就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愉悦。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案，和中国目前保存的最早的古琴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有关。当年，在第一眼看到这个文献时，我被激发了好奇心。因为，在“碣石调幽兰”这个标题后面，还有“第五”两个字。作为一个辑佚者，我很想找到它究竟是哪本书的“第五”。

《碣石调·幽兰》琴谱卷末所载琴曲名，唐写本。

“北朝的音乐及歌辞文献缺失比其他朝代更为严重，以至于北朝音乐史与北朝乐府文学研究都面对文献不足的问题，给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这更加要求研究者从第一手文献的收集整理入手进行研究。笔者曾经对南朝音乐文献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梳理，但是在进入北朝音乐文献领域时却发现，由于文献留存的状态差异极大，用处理南朝音乐文献的方法来研究北朝音乐文献是行不通的。不过，通过正史乐志的描述、后代典籍的引用以及历代书目的著录，仍可大致勾勒其面貌。”

——金溪：《官方音乐文献制撰与北朝礼乐政治》，《音乐研究》2024年第5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汉唐散佚乐书解题笺证”

这个念头自2019年就出现了，可是一直没有推进，可能是由于对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的认知还不到位，但就在去年（2025年），一切就像水到渠成一样，我们找到了它所对应的书籍。因为这个发现，我们改变了对于初唐时期一些有所关联的文献的认知：很长时间里，它们都仅仅是“内容相关”，可以互相参证的琴书，但是基于这一发现，可以确定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作者，出于明确的理念而编纂的，它背后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

一部文献就像一棵树

新京报：除了音乐文献之外，这些年你也着意从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及音乐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这种研究旨趣是否也和你的求学背景有关？它后来又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金溪：

这种跨学科的思路不是新近形成的，而是伴随了我整个求学道路。我在200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通过再次选拔进入文科实验班，在大一和大二期间学习文史哲三个专业的全部主干课程，从那时起，已经培养了从多角度关注和分析一个历史问题的习惯。

读博期间，我则就读于北大的国学研究院，这是一个只招收博士生的虚体学术机构，学生由文史哲和考古四个方向的泰斗级学者共同指导。每个学期，我们会在各位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书研读和专题研讨，这段学习经历是我非常珍视的，在这一阶段，我对于“跨学科”有了较本科时更深刻的理解。

但说实在的，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些困惑，比如“什么是跨学科”，如何以某一学科为立足点，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这种思考延续到进行音乐文献学训练与研究时，对于作为根本出发点的“音乐”性质的把握以及如何将其与文献方法圆融地结合起来。可以说，这种跨学科意识在我的学习研究经历中贯穿始终，并且终于达成了熟练与平衡。

新京报：如今回想起来，在你个人的学术研究脉络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转折期，或者是对你而言重要的时间节点吗？

金溪：

我觉得主要有三次比较大的转折，都是观念上的，而不是身份或经历上的。

第一次是在读书期间，我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发生过一次变化，从书写的文学作品向口头的文学创作与传播转变。这个过程丰富了我研究的外延，更加紧密的在文学和声音的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基于这个思路，在硕士期间，我关注的是诗歌的吟诵与诗体的关系，如今回头看去，其实当时就已经为后来的音乐文献研究转向埋下了伏笔。

《北朝文学的本土性及其对南朝文学的接纳》

作者：金溪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2月

第二次是在博士后期间，是从文学研究向文献研究的思路转变。在读书期间，我还是在把古代文献当成史料进行分析解读。在博士后期间，随着乐书辑佚工作的深入，我逐渐建立了文献意识，看待材料的视角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路的转换和方法的熟练，让我在（博士后）出站之后，终于可以坦然地对人说，我是一个文献研究者。

第三次是工作以来这十年，我逐渐感受到看待文献的态度变化。在进入音乐学院五六年之后，我开始把音乐文献当作不同的“生命历程”看待。现在，在我心里，一部文献就像一棵树——我关心种子是从什么地方被风吹过来，落在了怎样的泥土里，如何在泥土里吸收营养，逐渐长成一棵大树，它的年轮里记载了哪些来自土壤气候的特质，它如何逐渐开枝散叶郁郁葱葱，又在哪一天轰然倒下。

哪怕这棵树有一天被砍倒乃至切段削条，我对它的关注也并不就此消失，我仍然会追问它是被什么人砍掉，切成了怎样的形状，送到哪里，做成了什么，又卖给了谁，是否在这个人家中传承几代或是被转手他人——如果前一半是一部文献的酝酿、发展和定型的生成史，后一半则是它被人所认识、接受、传播和毁坏的接受史。

动画短片《山水情》（1988）画面。

新京报：听下来，整个研究过程需要极强的案头功夫和极高的耐心程度，称得上是一种“冷门绝学”。除了研究工作，你也面向学生授课。我很好奇，如今更年轻的学生们会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感兴趣吗？

金溪：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的人才培养往往以就业为导向，这当然是时代需求，但也确实会使人轻视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要性。

我曾和刚入学的本科小朋友们做过试验，我先是问他们：“有谁认为在音乐学专业学习中，完全不需要学习古代音乐史？”全班并没有任何同学举手；我换了个问法，又问：“那有谁觉得，为了在日后从事音乐学相关工作，必须学习古代音乐史？”结果仍然没有人举手。当时大家都有些讪讪地笑了起来，但这说明，哪怕嘴上并不承认，很多人确实认为古代历史和我们的生活比较远。

这启发我这些年在一线教学时，有意识地改变思路，让学生们意识到古今之间的关联，认识到如何使古代的音乐文化“为我所用”，乃至从其中找到“趣味”。近年来，我们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树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意识，让原本缺少声音的、静态的古代音乐史“活”起来。

金溪谈中国古代音乐。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金溪：

郭茂倩吧。他编纂了《乐府诗集》，这本书是文学研究和音乐史研究共同倚重的材料。同时由于编纂思路的变化，这本书实际上也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导致后来中国人对其中所收作品的界定从实用性的“歌辞”转向了文学性的“诗”。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非常想和他一起进行这部书的编纂，观察他在这个过程中对歌辞的编排，对整部书结构的规划，从而验证是否存在当时历史节点的特殊性。另外他还能见到大量中古时期的乐书，这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金溪：

我是北京人。北京这个城市的气质直接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在东城区长大，我的中学在一条又细又长的胡同里，一头是田汉故居，另外一头是文天祥祠，我从小在里面走过，就有种从历史中经过的感觉。虽然我后来的研究在时代和地域上和北京没有太多关联，但这里其实是我研究的出发点，日后我也希望做更多和北京相关的研究，如北京音乐史等，用来回报我所爱的城市。

——金溪书单——

《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作者：王小盾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这是一本入门性质的必读书，但又不仅为初学者准备。书中涉及如何进入音乐文献学、阅读和使用音乐文献的具体方法，以及大量资料性的材料，如工具书与域外汉文音乐文献书目等。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常看常新的。如果中国音乐文献学在日后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我认为这本是奠基性的作品。

《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一、二）

作者：丘琼荪

版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月、9月

音乐文献整理方面的必读书目。该书主要对《隋书》之前的几种正史中《乐志》《律志》部分进行校勘注释，涉及古代乐律制度及雅乐体系考证。非常可惜的是，这本书并未完成，但仍然给音乐文献的整理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音乐文献研究方面，在本世纪初，有一些对历代乐志进行研究的体系性作品。包括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李方元《研究》、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以及温显贵《研究》。从音乐史方面讲，这一系列著作提供了贯穿性的乐制史研究。而从音乐文献研究方面讲，它们从正史乐志出发，不仅考虑到它们作为史料的作用，也考虑到它们作为文献的特质，展示了如何从文献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方法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