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文笔录】老肖与马勒的“神交” | 杨燕迪

发布时间：2026-03-29 10:14:39  浏览量：2

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之间，有时会产生灵魂的跨时空“神交”——某种精神上的呼应，甚至是某种神秘的心灵交感。如北宋的苏轼对六百余年前的陶渊明心有戚戚，推崇这位前辈“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并写下不少“和陶诗”以示追慕。而19世纪下半叶的塞尚与17世纪上半叶的普桑之间跨越两百多年的“隔空”交流，也是法国美术史中的著名佳话。仅用“影响”这个惯常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神交”，其实不足以捕捉其中奥妙。这是艺术中的有趣现象——某个后来者冥冥中在某位前辈那里，发现或感应到与自己有特殊关联的“遗传密码”，随后便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继承、延续、发扬并改变这位前辈的遗风，从而形成一条饶有兴味的艺术谱系。

音乐中最著名的创作谱系是一脉相承的德意志“三B”——巴洛克盛期的巴赫（Bach），古典转向浪漫时代的贝多芬（Beethoven），以及浪漫后期的“古典派”勃拉姆斯（Brahms）。关于“三B”及这三位巨匠之间的艺术承继和音乐交互，大家了解较多，这里按下不表。我想谈的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下简称“老肖”）与奥地利音乐家马勒（1860—1911）的特殊关联。去年和今年都是老肖的特别“大年”（逝世50周年和诞辰120周年）——刚看到一则消息说，2025年全球古典音乐上演频率最高的前十位作曲家中，老肖排列第八，甚至超过著名的俄罗斯前辈同胞柴科夫斯基（排列第九）。由此，我想到应撰写几篇系列专文，讨论老肖与一些音乐家（这些人物均和老肖的艺术生命发生过重要关联）的“神交”，或可作为特别的纪念。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1906—1975）

老肖是一位对几乎所有音乐体裁均有突出贡献的“大作曲家”，其创作受到诸多前辈大师的影响，这一点也不奇怪。例如，老肖最主要的创作体裁选择是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各15部，堪称高产），而贝多芬由于在交响曲（9部）和弦乐四重奏（17部，包括《大赋格》Op.133）中的公认成就，必然是老肖不可回避的参考与榜样。再如，老肖“出道”时正值“反浪漫”的音乐思潮盛行，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这两位比老肖年长、已在乐坛成名的俄罗斯前辈，喜好节奏铿锵、音响乖张的“讽刺”与“搞怪”，因而也很容易理解，老肖早年的作品中会不时闪现类似的因素。然而，有两位前辈作曲家对于老肖有非常特别又深入骨髓的意义（一位是马勒，另一位是穆索尔斯基），他们对老肖的影响持续终身，作用于他的前行方向和艺术品格，与这位“后生”形成了思想、精神和心灵上的强烈共振。

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

马勒在老肖的青少年时代，声望不比现在——这位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要等到1960年代后才被世界乐坛普遍认可。也许是命定，或者是好运，青年时代的老肖遇到将自己引入马勒大门的“知己”伊万·索列尔金斯基（1902—1944），一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音乐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说起来，索氏曾是苏联早期列宁格勒“巴赫金圈子”中的一员——而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正是整个苏联时期最有成就且产生了广泛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之一。老肖是列宁格勒音乐界的著名“神童”（作曲、钢琴“双料天才”），年纪稍长的索氏是“无所不知”的全才学者（熟稔多种外语，更对各类历史文化和艺术了如指掌），两人通过友人结识（1927），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无话不谈，又形成完美互补——据说两人开玩笑时曾希望“互通有无”：老肖教索氏弹钢琴，索氏教老肖说德语……虽说这种“交换”并未真正实施，但两位朋友的高质量智识和思想交流从中可见一斑。

1944年2月，“卫国战争”期间，因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尚不满42岁的索氏突然病逝，噩耗传来，老肖陷入极度哀恸——他将此时写下的《E小调第二钢琴三重奏》Op.67题献给挚友，以致怀念。这是老肖最精粹的室内乐作品之一（此作后来获“斯大林奖”），大提琴一开头以高泛音拉出的“呜咽”音调令人心碎，随之加“弱音器”的小提琴作出悄悄的回应，而钢琴则在低音区迈出持重而犹豫的蹒跚步履……这是极为奇特的乐曲开场，一定会给有心的听者留下难忘印象（顺便提一笔，老肖的这首钢琴三重奏继续了俄罗斯音乐的一个优秀谱系——以钢琴三重奏这种特别体裁的作品来纪念与作曲家自己有特别情感联系的好友或先贤：柴科夫斯基1882年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专为纪念过世不久的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而作；而拉赫玛尼诺夫1893年创作《D小调第二“悲歌”三重奏》则是专为致敬和怀念突然辞世的柴科夫斯基）。

索氏曾出版著作专论马勒（1932），并深刻指出马勒交响曲之于苏联交响曲发展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经由索氏引介和推荐，也出于老肖自己的特殊禀赋，老肖被马勒吸引，走进马勒的世界，并终身挚爱马勒——他熟知马勒的所有交响曲，直至晚年，还在私下对朋友表示，马勒的“交响曲-歌曲”《大地之歌》（1908）是“所有写下来的音乐中最伟大的作品”，并说“如果生命只剩一个小时，希望聆听的唯一音乐就是《大地之歌》的末乐章‘送别’”。

老肖对马勒“一往情深”，甚至怀有“马勒情结”，他一定是在马勒音乐中感到了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灵感应将老肖和马勒连结到了一起？综合老肖和马勒的总体创作用意和音乐主旨来看，我以为，两位作曲家的创作中共享一个极为重要的音乐品质——情感和思绪的歧义性。这里的所谓“歧义性”，特指那种悲中带喜、喜中有悲的歧义矛盾感，以及由此带来的音乐表达的反讽口吻。英语文献中常用“ambiguity”或“ambivalence”来命名这种情感特质，在中文语境中往往不经意被翻译为“模糊”“暧昧”“模棱两可”甚至“朦胧”等——我觉得这是不太准确的理解。马勒和老肖所表达的，绝不是“模模糊糊”或“朦朦胧胧”的思想情感内容，而是清清楚楚存在，也真真切切能被感受到的困窘、无奈、迷茫和苦涩，悲喜交加抑或喜乐参半，令人哭笑不得，或是哭中带笑（反之亦然，笑中带哭），某些用言语“说不清、道不明”，但在马勒和老肖的音乐中却以“反讽”的口吻被生动表达出来的人性存在真相——这即是“歧义性”的真正意味。

两位作曲家的音乐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感思绪的歧义矛盾性，显然与他们的直接生命体验息息相关。马勒是犹太人，自幼至成年一直切身感受到这个特殊民族屡遭排挤但又“自命不凡”的奇特命运。他自己一路打拼，青云直上，年纪轻轻便登上维也纳歌剧院的艺术总监宝座（1897，37岁），但他不仅时常感受到业界和坊间对他作为犹太人的敌意（彼时维也纳的反犹情绪正日渐高涨），也往往处在夹缝中疲于奔命——一方是繁忙的日常指挥职责，另一方是他自嘲的“夏季业余作曲家”状态（他只能在歌剧院演出季停休的夏季挤时间创作）。反观老肖：他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各阶段的苏联历史，很早就被公认是苏联的“头牌作曲家”，多次获得“斯大林奖”“列宁奖”“苏联国家奖”等最高荣誉，曾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作曲家协会主席等“官方”职务。但是，他曾遭到两次严厉批判（1936，1948），虽然每次事后都“东山再起”，却在内心中留下无法治愈的永久创伤。或许是类似的感同身受，让马勒和老肖成为了音乐中的想象知己和隔代同道？

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老肖不仅喜爱马勒，还特别偏爱犹太民间歌舞中所蕴含的特殊音调和节奏。“犹太音乐最明显的特征是能够在悲伤的音调上建构快乐的旋律。为什么一个人要唱出快乐的歌调？因为他内心感到悲伤”——老肖对朋友如是说，一针见血点明犹太音乐的歧义性和矛盾感。在他1948年遭到“第二次批判”的苦闷岁月里，老肖写下《犹太民间诗选歌集》（Op.79，先是钢琴版，随后是管弦乐版Op.79a），一部包括11首歌的优秀艺术歌曲套曲（为女高音、女中音和男高音而作），音调和韵律极具犹太特征又极富深刻表情，整体气质带有强烈的“歌剧场面性”，可看作是老肖一贯同情犹太人历史和现实遭遇的心曲吐露。我一直觉得，老肖对犹太人音调的喜好是他喜爱马勒的自然延伸，或者说他看到（听到）了犹太人音调与马勒音乐感觉的很多共同性。我个人尤其喜欢老肖在完成《犹太民间诗选歌集》后不久写成的《第四弦乐四重奏》（1949）的第四乐章——一个充分体现“悲喜交加”抑或“苦中作乐”的犹太舞曲乐章。老肖利用“犹太音阶”增二度的特殊色调、不协和音的碰撞和大跨度的音区对比，以及弦乐演奏家拉锯式的相互回应，“活脱脱”展现了愤懑、酸楚、内心苦闷但又强作欢颜的复杂心态。考虑到作曲家写作此曲时的现实困境，音乐听起来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了解到老肖对犹太音调的偏好和对犹太人境遇的同情，会让听者对于老肖的“马勒情结”有更深切的领会。一般公认，老肖所有创作中最具“马勒风”的作品是他的《第四交响曲》（1935—1936）。这部要求一百多人编制、演出时长超过一小时的大作，谱曲时正值老肖突然遭到“当头一棒”：1936年1月28日，《真理报》社论《以混乱替代音乐》点名批判他在两年前完成、当时正在苏联和世界各地热演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此即“第一次批判”），斥责其中音乐充满“刺耳的噪音和疯狂的节奏”，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挣扎和野心”——此剧随即被禁。作曲家当时的内心紧张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考虑再三后，老肖撤回这部庞大、复杂、反讽而又充满悲观色彩的“第四”，将其“压至箱底”，以免上演后万一反应不佳，使已经岌岌可危的局势更加恶化，雪上加霜。直至1961年12月，封存二十五年之久的这部旧作才在“解冻”的社会氛围中“重见天日”，成功举行迟到的首演——而老肖没有改动任何一个音符，让此曲保持当初的“原汁原味”。在“第四”中，诸多带有强烈“马勒口吻”的“肖氏表达”已清晰可闻：尖厉、反讽性的音色配置，不祥的进行曲节奏，具有怪诞色彩的突然性格转换，以及无可名状的彷徨和沉思……这些表达范畴和表现风范，在老肖随后的交响曲、室内乐、协奏曲和艺术歌曲等作品中将不断出现，并不断深化和转型。

可以认为，老肖通过马勒（以及穆索尔斯基——关于老肖和穆氏的关系这个话题需另文再议）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回响，看到了自我的灵魂镜像：这是艺术创作家通过借鉴和汲取前人给养而形成个性风格的一个绝佳例证。老肖与马勒之间产生“神交”的故事，似有意味深长的暗示：一位艺术家如有所成，很关键的一步，是找到与自己“气场投合”的前辈和直指当下的启示。在这一关联中，我不由想到旅美俄罗斯犹太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半认真、半开玩笑的一句话：“一个人写作，不是要取悦同代人，而是取悦前辈。”这个说法看似荒诞：前辈早已离世，“取悦”从何谈起？但这句貌似悖谬的表述却暗含深意——艺术家须在与前辈和传统的对话交互中，校准方位并明确定向，并以伟大前辈和优秀传统的尺度来作出衡量。就此而论，老肖通过与马勒的“神交”和想象中的对话，不仅成为马勒的隐秘传人，也在意想不到的条件中进一步发扬和转化了马勒的精神，由此深刻揭示出现代人生命中普遍存在但又少有艺术家通过精粹形式予以表达的境遇状况。这是20世纪音乐的幸运，也是老肖的特别光荣。

2026年2月3日定稿于冰城-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