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谱寻声，破解“哑文本”学术困境——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评析
发布时间：2025-09-05 18:02:05 浏览量：1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ISBN：978-7-5039-7363-5
“明清俗曲”是明清流行的“小曲”“小唱”“时调”“俚曲”等的统称，它继承宋元词曲之传统，广汇民间艺术与文人雅韵之精华，经明清540余年的历史，发展为独具艺术魅力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品种。它为我国传统民间文艺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对戏曲、曲艺、器乐等艺术形式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明清俗曲以工尺谱、减字谱等传统记谱方式为载体，完整保存着明清社会音乐文化生态、社会风俗、审美意趣的重要信息。然而，由于古谱记谱方式与历史语境的隔阂，当代学者在解读古谱文献时面临诸多困境，致使明清俗曲的音乐本体研究长期处于滞缓状态。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明清俗曲的研究价值日益凸显，其古谱的相关资料挖掘及译释工作则成为一项亟待突破的学术任务。这不仅关乎古代音乐面貌的还原与重构，亦能够为现代音乐创作与表演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艺术灵感。近年来，学界虽在明清俗曲古谱的挖掘方面有所推进，但对过往曲谱资料收集不全，且对其解读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从而限制了明清俗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因此，对明清俗曲古谱文献的音乐学辑录与译释在当下显得极为重要。
为突破研究瓶颈，刘晓静教授在该领域深耕二十余载，于2024年正式出版了三卷本《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该著作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支持，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成果，并入选2024年度十大音乐图书。这项标志性成果以明清俗曲古谱的译谱工作为核心，不仅系统挖掘、整理了明清时期俗曲音乐文献，更通过科学的译释方法还原了俗曲的音乐形态，为俗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刘晓静教授在民族民间音乐领域钻研多年，长期致力于传统音乐的搜集、分析与探研，尤其在明清俗曲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造诣，相继产出了《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①《明清俗曲研究》②《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③等相关重要成果。而新作《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更是其在文献学、古谱学、乐学等多学科理念的影响下，融合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古谱识别算法与谱字自动生成算法，将明清时期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十二种俗曲古谱文献译释为五线谱，并数字化为音响的重要成果。
此书的特色之处在于，其不仅融合了多学科的研究理念，还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域外，涵盖了清代传至日本的众多未曾面世的珍稀古谱。著者通过当代研究的新路径连通古代音乐，使明清俗曲古谱文献转化为当下通用的呈现形态，为明清俗曲音乐的学术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同时，该著作厘清和阐明了明清时期的音乐观念、风格特色及深厚的文化价值，展现了明清民间文艺，尤其是民间音乐之多元与兴盛。
一、三维贯通：明清音乐生态全景研究范式创新
明清俗曲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文献的多元存续形态与乐学实践始终是传统音乐研究的核心议题。面对现存俗曲音乐文献散佚于海内外、记谱体系复杂多变的学术困境，《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以三重学术维度构建起立体化的研究范式：文献学维度通过系统性文献整合与版本校勘，还原历史文本的原生语境；古谱学维度以多维译释解构音乐符号密码，实现从静态谱式到动态音声的数字化转译；乐学维度则依托琴律、工尺谱系统分析，在调式调性重构中彰显音乐本体的历史逻辑。这种三重复合式研究理念，不仅突破了传统文献整理范式偏重文字考据的局限，更通过跨学科理念的有机融合，激活了古谱文献中潜藏的社会记忆与文化基因。这种根植于音乐本体又超越技术层面的研究范式，为传统音乐提供了多学科理念聚合的方法途径，成为解码明清社会音乐生态的关键密钥。
（一）文献学的审视路径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所辑录的古谱文献散见于各类古籍、手稿、抄本及曲谱集等多元载体中，著者通过对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私人藏书的广泛调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明清俗曲文献资料。其辑录范围不仅涵盖明代《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乐律全书·灵星小舞谱》，清代《太古传宗·弦索调时剧新谱》（卷上、卷下）、《借云馆曲谱》、《小慧集》《箫笛合谱》、《张鞠田琴谱》（上卷），更将学术触角延伸至日本清乐谱《清乐秘曲私谱》（乾、坤）、《清风柱础》、《增补改定清风雅谱》、《清乐词谱》（卷二）、《清风雅唱》（第三）等域外传存文献，构建起跨越时空的音乐文献谱系。
在古谱文献整理过程中，著者始终秉持“存真求实”的治学原则，通过多版本校勘与异文比对的复合方法，既致力于还原古谱文献的原貌，又在此基础上，敏锐地捕捉到文献在历时性传播中产生的流变轨迹。这种双向维度的考察，呈现了不同历史阶段文献的存续形态与版本演进规律，亦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深化了学界对俗曲文化生态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著者突破传统乐谱研究的局限，将古谱文献视为承载历史的见证、审美的感知、社会的镜像之多维文化载体。著者通过对文献的审慎解读，深入剖析了古谱文献在保存过程中的传抄谬误、修订增补等问题，保留了古谱的精神内质，揭示了明清俗曲在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功能，展现了明清时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对古谱文献历史与文化层面的关注，不仅是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补充，更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与保护。在文献学理念贯通之下，书中的俗曲不再仅仅是音符和旋律的堆砌，而是承载着历史信息、社会文化和民间记忆的复合体。对这些古谱之中蕴含着的关于社会演化、人文变迁等层面的信息的挖掘和分析，构成了《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的重要学术贡献。
该著作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于文献学方法论的创新运用。面对散佚在各类载体中的古谱文献，著者以“辑要为经，译释为纬”的研究方式，完成了对零散文献的系统化整合，并多维度激活了音乐文本的学术生命力。著者对音乐文献历史性与文化性的双重观照，展现了严谨的学术思维与广博的学术视野。
（二）古谱学的研究理念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的学术贡献呈双重范式突破：既在文献学层面构建起明清俗曲的集成性文本体系，又在古谱学的学科理念下对古谱文献进行了译释的深度探索。著者将历史文献中的音乐符号，通过解码与重构，转化为可实证、可演奏的活态音乐，从而揭示了音乐作为历史产物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在具体的译谱实践中，该著作将俗曲古谱文献中不完全或模糊的记谱转化为具体的音符，并在尊重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挖掘了原本遗失的演奏技巧、旋律走向与节奏变化等音乐要素。这种复原并非机械的符号转译，而是秉持历史音乐学的“活性传承”理念，在确保文献原真性的前提下，通过音乐形态的创造性复原填补了历史断层中的艺术记忆。
在本书的译谱部分，著者突破传统线性译谱思维的局限，开创性地构建了复合型译谱思维模式。通过历史场域重构、艺术审美还原与音乐形态分析的多重互动，将静态的乐谱符号转化为具有文化生命力的音乐存在。这种译释策略完整呈现了明清俗曲的音响形态特征，使每一个曲谱背后蕴含着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图景、民众审美取向以及音律、音韵中所隐含的音乐思想得以准确传达和揭示，体现了本书对古谱学理念的全方位自觉运用。
诚然，该著作对于珍稀俗乐古谱的译释工作，尤其是对于工尺谱的解读具有独到的创新之处。然而，正如在音乐文献中所强调的，文献的整理和修正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大量工尺谱字符号、节奏标识与唱词文本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或演化、或变异、或佚失，而广泛的传播路径，又使俗曲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差异，致使单一曲牌具有派生出多种变体的可能性。这些丰富的变化，实证性地揭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多元构成，也意味着需要对这些相异之处做更加深入的搜集、梳理与考订。该书于此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推动了我国古代乐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期望著者乘势而进，在该研究领域持续精耕细作，针对其中未竟之题，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更新思维，产出更新更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亦是学界同仁及广大研究者的殷切期待。
（三）乐学的思维方式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从乐学理念的视角出发，对每一个乐曲原型进行了深入的音乐本体分析，涵盖了音高、节奏、宫调等各个方面的要素，同时阐明了这些要素在音乐结构中的相互关系。该著作尤其指明了明清俗曲的工尺谱和减字谱与现代五线谱的差异，明确提出了译谱原则，为当下明清俗曲及其曲牌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路。
该著作明确区分了琴律系统中的琴调与工尺谱系统中的宫调。琴律系统中的宫调与琴弦的调音方式密切相关，调弦法的不同常常决定了宫调的名称及其调式的特征。例如，《张鞠田琴谱》中的【板桥道情】一曲，标有“宫调羽音”④的提示，著者通过宫音为F的羽调式，精准还原了乐曲的调式与调性。而工尺谱系统中，尽管宫调的标记相对模糊，但著者依然通过对音乐音列的分析与乐器音域的综合考量，巧妙地推导出各曲的调性。例如，对于《借云馆曲谱》中的【三阳开泰】一曲，著者通过分析琵琶的传统调性，确定了该曲的调性⑤，确保了乐曲的调性分析与古代文献的对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译谱时充分考虑到演唱性与演奏性的差异，对于有声乐部分的乐曲，著者明确根据演唱者的音域与嗓音条件来确定调性。如《小慧集》中的【纱窗调】一曲，著者根据其音域在“合”和“仩”之间的特点，将其定为小工调1=D，并提出根据音域条件适当调整调性的策略。⑥这一译谱原则体现了乐学的重要特点——音乐理论不仅是对音符与节奏的技术性分析，更是对实际奏唱中音乐情感与表现力的精准把握。同样，针对没有唱词的器乐曲，著者提出了不同的译谱策略。在《箫笛合谱》中的【时尚西调七板】一曲，通过对二胡音域的分析，确定了其调性为1=D，⑦这种译谱方式充分考虑了乐器演奏的实际需要与音域特性，体现了乐学理念中的“适性”原则。乐学作为一门涵盖历史、技术、表演等多重维度的学科，其核心理念在于综合考量不同因素，力求精准还原音乐的原貌，避免机械式的符号化译谱。该著作在译谱过程中采用的“首调为主”原则，实际上也体现了乐学对于古代音乐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应对与化解。工尺谱系统的多样性，尤其是在不同文献中所采用的谱式与符号差异，使得对调性与宫调的分析变得极为复杂。著者通过周密的分析，对不同谱式的音列进行了综合对比，既保留了原曲的特征，也确保了译谱的统一性与准确性。例如，在分析《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的四首曲牌时，通过将原谱中的移调记法，译谱后改为首调记法⑧，使得乐曲的调式调性得以清晰呈现，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外，刘晓静教授在处理转调问题时所体现的学科理念亦值得关注。在一些大型套曲中，由于各曲牌调性不同，常常会出现转调的情况。在原谱中，某些转调并未作出明确标注，但著者通过对音列、调性体系的深入分析，巧妙地还原了这些转调情况，从而使得译谱过程更加完整与严密。这种对于转调情况的科学判断，不仅确保了乐曲本身的连贯性，也使得整个明清俗曲的音乐面貌得到了生动再现。
以上对于明清俗曲宫调的系统性译释，客观上反映出元、明、清历代对宫调的辨解与应用存在明显的历时性分层，它们催生了诸多相互乖忤的宫调体系，更因不同乐种之间（声乐、器乐）、不同曲调规模之间（小唱、套曲）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乐学层面的理论辨析难度，使得古谱符号的转译变得颇为复杂。《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在俗曲音乐宫调译谱上已做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解释，但在此基础上，著者可进一步深化研究，解决宫调译释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完善板眼符号的精准解析和乐曲处理中所存在的差异性，进一步深入对宫调体系历时性嬗变的系统性考察。
二、互文互鉴：跨文化融合研究路径创新
在全球文明互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当代学术语境中，我国传统艺术研究正经历着从文献考据到文化阐释的范式转型。然而，此前学界关于明清俗曲的跨文化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表现为俗曲往往被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或地域维度，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俗曲的文献整理、曲谱分析和音乐结构探讨，学者们尚未充分发掘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下的相互联系与演变，即对于俗曲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流变与融合的深度剖析略显不足。尤其是在探讨明清俗曲与日本“清乐”之间的关系时，虽然已有研究者对部分曲目和曲谱进行了整理，但跨文化的细致比较分析仍显匮乏。此外，对于明清俗曲如何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吸收外来元素，并通过本土化的转变与再创造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学界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而《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突破了这一局限，其首先自觉地利用了跨时空视角解构所辑录的乐谱资料，并力图还原某一文化现象的全貌。著者通过对明清俗曲文献的来源、类型及其结构特征的深入探讨，解析了从元代至清末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俗曲现象，如明代俗曲文献形式简单，所载多为时尚的情歌小曲，清代则因政治的变化，催生出以蒲松龄《聊斋俚曲》为代表的，抨击封建统治、歌颂斗争反抗的俗曲作品，其形式也趋于复杂，派生出套曲、叙事歌曲等形式，并强势进入曲艺、戏曲、器乐等艺术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由此，著者便将俗曲这样一种深邃的具体艺术形式以简明而具象的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在历时性的层面理解这些音乐资料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其次，该著作在跨文化视角下，通过对明清俗曲在异文化中的可考形态，充分展示了音乐的流动性与变革性，为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与创造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著者不仅关注国内文献，还特别重视日本等海外地区对中国俗曲的传承与发展。例如书中指出，《花月琴谱》《清风柱础》等古谱通过流传至日本形成了具有日本地方特色的“清乐”传统。⑨古代日本积极摄取中国文化，在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诸多方面积极学习与融入。结合文化适应理论⑩来看，俗曲在清代传入日本，不仅对日本语言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在适应日本社会的流传中，使之具有了中日两国音乐文化的特色，从而也成为了日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一部分⑪，这是典型的文化适应中的“融合”过程。在音乐形态方面，日本清乐在保留中国俗曲结构原则的同时，将起承转合逻辑转化为符合日本审美习惯的三段式布局。这种音乐结构的转换，通过“他者”视角突显了主文本中被历史尘埃遮蔽的形式特征，如中国谱本中简略记录的“放慢加花”技法，便在日本清乐严密的工尺谱注释系统中得到了详细呈现，这为重构明清俗曲的表演实践范式提供了关键证据。
随着时间推移，俗曲在日本逐渐盛行，表现为大量清乐传习与演出社团的设立，清乐亦成为文人雅士与社会中上阶层展示文化品位的艺术品种⑫，这与俗曲在明清中国主要在民间流传的特征有所区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化的“分离”。著者深入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乐器、曲牌、调式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在文化交互中被巧妙地融合与再创造，通过在译谱过程中对曲谱的解读与比较，揭示了俗曲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演变与差异，突出了其文化流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展示了跨时空视域的独特价值，使读者从不同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中，理解和感知俗曲的音乐审美与文化背景，从而拓宽其对传统音乐的认知边界，也为学界打开了一扇探讨跨文化音乐互文互鉴现象的全新视窗。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今天，文化的跨界交流日益频繁，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已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有助于丰富学者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还能够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的多元互动。在推动学界对明清时期俗曲独特魅力深入了解的同时，还能为当代音乐的创作与演绎提供跨文化的视角与启示，从而推动全球文化的和谐共融。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以多视角跨文化方法为轴心，突破了传统音乐史学研究的单向度阐释框架，在东亚文化圈层互动视域中构建起动态的俗曲流播研究模型，是顺应新时代学术研究趋势而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著者通过系统梳理元明至清末的俗曲文献，在纵向历史维度中揭示音乐文本的层积性演变规律，同时横向拓展至日本“清乐”的跨文化传播轨迹，实证性解析了明清俗曲在异质文化场域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这种双重维度的研究路径有效破解了既往研究者将俗曲固着于特定时空的认知局限，尤其针对中日古谱互文性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比较维度缺失问题，勾勒出了音乐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接受—解构—重构”的动态过程。
三、古谱新篇：数字技术活化传播模式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先进科技的加持。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明清俗曲古谱旧貌换新颜。著者基于图像识别技术构建的古谱识别算法系统，通过高精度扫描与智能解析，实现了谱字信息的高效提取与数字化转换，有效解决了传统音乐文献整理中手工识别与转写的效率与可靠性的协同困境，避免了传统手工抄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谱字自动生成算法的应用，依据音符形态与节奏标记的智能解析，实现了传统乐谱的高度还原，进一步提升了古谱译释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通过对古谱谱字的自动分析与生成，著者更加高效地完成了古谱的译释工作，并将其转化为现代通用的五线谱形式。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现代科技在传统音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古谱文献的现代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著者创造性地对“音频技术”和“数字化谱库”的前瞻性思考，采用“译谱＋数字音频链接”的立体呈现模式，提供了一个既能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又能实现现代传播和再创造的范本。通过二维码技术实现乐谱与音频的即时互联，成功破解了古谱“哑文本”的学术困境。这种将视觉符号与听觉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读者对明清俗曲的直观感受，也为传统音乐的现代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音频技术的应用，使得古老的音乐文献不再是静态的文字与符号，而是转化为动态的、可感知的音乐作品。这种转化拉近了传统音乐与现代听众的距离，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数字音频、图文处理技术更新迭代的今天，数字技术不仅突破了时空界限，在创作演绎及保护传播等各个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得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跃升至全新维度。其中，图像识别技术、音频分析技术与谱字自动生成技术的持续突破，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革新路径与成果转化的技术支撑。现代技术在该著作研撰过程中的精准使用，也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在资料的掌握与理解等方面提供了现代范式支持，开创了音乐数字文献整理与传播的新途径。
该著作的学术价值已超越单纯的文献整理范畴，其构建的数字化研究范式具有显著的学科辐射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开创的“可听化”传播模式，通过全球音乐数字化平台的传播，不仅实现了明清俗曲的跨文化传播，更通过受众认知度与参与度的同步提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的国际化进程。这种技术赋能下的学术创新，既延续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考据传统，又彰显了数字人文时代跨学科融合的学术新探，为传统音乐研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结语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是一部融汇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厚学术积淀的明清俗曲乐谱资料总集，既具有集大成的文献价值，又做出了引领性的开拓贡献。一方面，该著作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俗曲艺术的发展脉络，为中国传统音乐专题研究增添了宝贵史料，为古代乐谱的保护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曲牌研究方法创新与发展的杰出案例，该著作为中国传统音乐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同时，作为数字媒体时代语境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优秀成果，该著作又为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有益启示。在对刘晓静教授表示敬意的同时，期待其在此领域持续深耕，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再攀新的学术高峰。
注释：
①刘晓静：《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②刘晓静：《明清俗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报告，2006年。
③刘晓静：《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20—124页。
④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二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30页。
⑤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三卷），第196页。
⑥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16页。
⑦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16页。
⑧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三卷），第3页。
⑨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6—7页。
⑩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由跨文化心理学家，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University）心理学系终身荣誉教授约翰·Ｗ·贝瑞（JohnW.Berry）于２０世纪70年代提出，是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在由其作为主编之一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与运用》（Cross-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1992）一书中有系统的论述。该理论是指不同文化的个体、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方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orienta-tion）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他提出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当不同文化群体相互接触时，会发生文化特征的双向传播与变化，这一过程包括文化适应的主体（接受新文化影响的群体）和客体（施加影响的新文化）。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文化适应可分为同化（完全接受新文化，放弃原有文化）、融合（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文化）、分离（保持原有文化，拒绝新文化）和边缘化（既不认同原有文化，也不被新文化接受）四种模式。
⑪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7页。
⑫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第一卷），第7页。
（文/傅利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来源：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简介
刘晓静，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方向）、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明清史方向），艺术学博士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方向）。山东艺术学院原副院长，《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主编，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与创作理论专委会会长；国际音乐理事会民族音乐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晓静长期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是我国一直活跃在“俗曲”研究领域和前沿的知名专家，取得界内公认的丰硕成果。先后主持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委托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等20余项，发表论文近百篇，获奖励近30项。
代表性学术成果：《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上海三联书店）、《明清俗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山东社会科学》《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等。
李鸿熙，山东艺术学院《齐鲁艺苑》编辑部责任编辑，山东省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与创作理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