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样板戏罪大恶极，殷承宗却用钢琴伴唱展现其顽强生命力！

发布时间：2025-09-20 19:19:00  浏览量：1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谁能想到，一场除夕夜的“露天音乐会”，是在北京通县的打谷场上演的。

那天大雪刚停，村民们披着棉袄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蹲在麦秆和雪堆中间看一个人弹琴。

不是二胡，不是唢呐，是一架三角钢琴。

弹琴的人叫殷承宗。

他当时已经是中央乐团的钢琴家，算是“体制内”的音乐人了。

可他那会儿，白天跟着生产队下地收红薯，晚上点着煤油灯弹《白毛女》。

钢琴是特地从城里运来的，架在打谷场中间。

孩子们听着《浏阳河》的旋律穿梭在谷堆之间，老人抽着旱烟说：“这洋玩意儿，还真能唱出咱庄户人的滋味。”

这事儿，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因为从那天起，钢琴不再只是音乐厅里的贵族玩意儿。

它开始走进了田野，走进了样板戏，走进了《红灯记》和《黄河》。

可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呢？

得从头说起。1941年，殷承宗出生在鼓浪屿。

那时候的鼓浪屿挺特别，虽然地方小，却聚着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街上各种语言交错着，教堂钟声和菜市场吆喝声混在一块儿。

他从小在教会小学念书，耳朵里全是圣歌和风琴。

家里那架乌木钢琴，是1948年从香港拖回来的。

谁也没想到，这玩意儿后来成了他“吃饭的家伙”。

他学琴是野路子，没人教。

六岁那年，自己扒谱，追着姐姐问音符，三年弹遍了邻里所有的琴谱。

九岁开了人生第一场独奏会，三百张票，一抢而空。

那天他穿着背带裤坐上琴凳，脚还够不到踏板，但手下的琴声，一点都不幼稚。

1954年，他揣着25块钱学费，从厦门出发，坐卡车、转火车，辗转四天到了江西上饶，再一路北上去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刚从战火中缓过来，文化气息还在，但机会不多。

他靠着自学的底子考进了音乐学院。

两年后，苏联钢琴家塔图良来访，听他弹了一首练习曲，当场说：“带走。”

于是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训练”。

他自己说，那会儿看同学弹琴，手指像水流一样，他只能铺着棉被睡琴房，跟时间赛跑。

转折点在1967年。

那年冬天，京剧《红灯记》开始排练，中央乐团一头扎进排练厅。

他也被拉进去当伴奏。

问题来了——钢琴怎么配京剧？

没人干过。

他试着把《沙家浜》的唱段谱出来，铺满地板，一句句试，一拍拍改。

凌晨三点，他突然推醒旁边打盹的琴师：“快，‘军民鱼水情’这句，试试降E调转琶音！”第二天上台，京剧演员一唱，钢琴一响，大妈站住了，老票友抹了眼泪：“这铁家伙，竟然真能唱出味儿来了。”

钢琴和京剧，在那一刻，碰撞出了火花。

可这事儿，还没完。

1970年，《黄河钢琴协奏曲》要重新编排。

创作组进驻黄河边，殷承宗也去了。

一天夜里，大暴雨突袭，大家躲进窑洞，有个老乡唱起了船工号子。

他听着听着，突然全身发麻：“这节奏，这声音，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他当场记下来，后来成了《黄河船夫曲》的核心节奏。

那首曲子开头的低音，像雷鸣一样。

录音时，他掀开琴盖，几乎整个人趴进琴腔里弹。

录音师吓坏了：“老殷你这是要把玻璃震碎啊！”

演出那天是五一劳动节，北京民族文化宫灯火通明。

他刚弹完《红灯记》的最后一个强音，腰椎突然一声响，整个人僵在琴凳上，汗水顺着下巴滴进琴键里。

他没下台，是被工作人员连人带椅抬进后台的。

那场演出，观众席里坐着不少老船工。

听到熟悉的号子节奏从钢琴里滚出来，一个个手掌拍得座椅砰砰响。

十几年后，1983年深秋，纽约街头风很大。41岁的殷承宗拎着装满谱子的行李箱走进卡内基音乐厅。

他口袋里放着一把黄河泥沙，是离开前从岸边带的。

他想让世界听见中国的钢琴声。

在去洛杉矶的灰狗巴士上，他用膝盖顶着一块硅胶静音键盘练习，有个老太太以为他在表演哑剧。1990年录国际版《黄河》时，他 insist 把黄河船夫送的铜铃摆在谱架上，弹到《黄河怨》时，铜铃跟着低音一起哭。

1993年央视录《保卫黄河》，他把那台1956年的斯坦威擦了又擦。

琴盖内侧还有当年《红灯记》拍摄时蹭上的红漆。

他弹琴的时候，镜头卡住他发力的一瞬间，一缕银发随着琴声震落。

那画面，后来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定格。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说钢琴只能弹西洋曲了。

参考资料：

殷承宗，《黄河之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中央音乐学院校史编辑部，《中央音乐学院校史资料选编（1949–1999）》，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年。

刘诗昆，《钢琴与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

《人民音乐》编辑部，《红灯记与样板戏的音乐实践》，人民音乐出版社，197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