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宁肯卖房都要给孙子上私立，毕业那天校长递来一张发黄的合同
更新时间：2025-03-10 14:50 浏览量：2
天又热了起来。我二叔手里摇着扇子，坐在那张缺了一个脚、用砖头垫起来的藤椅上，眼睛瞟着旁边那个破旧的录音机。那是他孙子小谭放在那里的，据说是学校音乐课上用的。二叔总嫌它占地方，但从来不挪动半寸。
“你大爷来了没？”二叔问我，眼睛还盯着那录音机。
村里人都知道，我大爷和二叔是亲兄弟，但二十多年没说过话。原因早就模糊了，有人说是为了祖宅那片地，也有人说是因为我奶奶临终前的一句话。不过真相如何，可能只有天知道了。
“还没，说是下午到。”我应着，心里忐忑。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俩要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今天是二叔的孙子——我表弟小谭从省城那个高档私立学校毕业的日子。全村都知道二叔为了这个孙子，卖掉了镇上那套房子，还借了一屁股债。二叔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说起来哪来的钱供孩子上那种学校？但二叔偏偏就是这么个倔脾气。
“有吃的没？”二叔突然问我。
我知道他其实是在问我有没有带手机。二叔老觉得不好意思直接问人借手机，总是拐弯抹角的。
我掏出手机递给他。他接过去，熟练地打开视频通话，是给小谭打的。屏幕上出现小谭那张瘦削的脸，背景是教室里来来往往的同学。
“爷爷，我一会儿就要领毕业证了，您真不来吗？”小谭问。
二叔咳嗽了一声：“腿疼，去不了。你好好的。”
通话结束后，二叔把手机还给我，然后站起身，摸了摸挂在墙上那个泛黄的布袋子。那里面装的是小谭从小到大的所有奖状。
“那小子从小就聪明，”二叔忽然开口，“你知道当年为啥非要送他去那个学校吗？”
我摇摇头。这个问题村里人议论了十几年，没人真正知道答案。
二叔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红塔山，最便宜的那种。他颤抖着点燃一支，深吸一口：“因为那学校的校长，欠我一个人情。”
这下我更糊涂了。二叔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怎么会和省城的私立学校校长有交情？
中午时分，村里忽然来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二叔家那个长满杂草的院子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手里提着公文包。村里的狗都围上去，叫个不停。
“张校长？”二叔挺直了腰板，声音居然有些发抖。
那人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老谭，小谭今天毕业了，我特意把这个带来给你看看。”
袋子里是一张发黄的合同，日期写着二十多年前。我凑过去，模模糊糊看见上面写着”助学金”之类的字眼。
二叔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张纸，嘴角有些颤抖：“没想到你还留着。”
“怎么可能不留？”张校长笑了，“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饿死了，哪有今天的我啊。”
村子里的蝉鸣声特别响。我们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大爷骑着三轮车到了。一下车，他就和二叔对上了眼，两个老人站在原地，谁也不说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张校长看了看局势，轻声对二叔说：“老谭，我有个提议。小谭成绩这么好，我们学校决定资助他去美国读博士，全额奖学金。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二叔警惕地问。
“必须有家长陪读，”张校长看了一眼大爷，“小谭妈妈工作走不开，你年纪大了，所以……”
二叔一下子明白了，眼睛望向大爷。
大爷微微点头，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对二叔说话：“行，我去。”
就这样，一张发黄的二十年前的欠条，让两兄弟破冰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那张合同的故事的。
1994年的冬天，二叔从煤矿下岗了。那时候很多国企都不景气，工人们被遣散回家，只拿了几个月的安家费。二叔心灰意冷，在县城火车站摆了个小摊，卖家乡的腊肉和土特产。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在他摊前站了很久，眼神里充满渴望，但就是不买。二叔看他穿着单薄，脸色发青，就顺手递给他一块腊肉：“饿了吧？拿去吃吧。”
那个年轻人愣住了，眼圈一下子红了。他说自己是个大学生，家里交不起学费，打算休学去打工。但来县城几天，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二叔当时也不富裕，正为女儿——小谭的妈妈的大学学费发愁。但他还是把当天赚的钱都给了那个年轻人，甚至还让他住在自己那个狭小的出租屋里。
那个年轻人就是张校长。他后来没有辍学，靠着二叔那三百块钱的资助，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毕业后他出国留学，然后回国创办了这所私立学校。
“我当年和他签了约定，说如果以后我有孩子上不起学，他必须无条件录取。”二叔笑着告诉我们，“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真的记了一辈子。”
张校长眼眶湿润：“老谭，我这辈子走过很多地方，遇到过很多人，但从没有谁像你那样，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时候，还能分一半给陌生人。”
原来，当年小谭要上学的时候，二叔想起了这个约定，偷偷联系了张校长。张校长二话不说就接收了小谭，而且全程不收学费。但二叔是个要面子的人，他谎称自己卖了房子，借了钱，其实那些年他一直在做泥瓦工，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夹住一根针。
“那你为什么还每个月都往学校寄钱？”小谭的妈妈问。
“那是给你们存的大学基金。”张校长说，“你爸爸每个月寄五百块，坚持了十二年，一分钱都没动过。加上利息，现在足够小谭出国读书用了。”
小谭听到这里，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夏天的傍晚，我们坐在院子里吃饭。村里停电了，但没人在意。月光洒在那张缺了一条腿的桌子上，照亮了一家人的脸。
大爷和二叔坐在一起，一边喝着酒，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那个录音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了，放着一首老歌。
“咱们当年到底为什么吵架来着？”二叔问。
大爷挠挠头：“忘了，好像是为了那块地？”
二叔摇摇头：“不对，是因为你说我多管闲事，老资助外人。”
“哦，对，就是这事。”大爷笑了，“我那时候真是糊涂。”
他俩又沉默地喝起酒来。
小谭的妈妈在一旁抹眼泪。她说，这些年她一直以为父亲是个固执己见的老头子，没想到他默默做了这么多。
“爸，您当年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她问。
二叔喝了口酒，笑而不答。
我知道二叔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不需要说得太明白。大家都懂，但从来不挑明。
张校长临走前，还给二叔留下了一封信，说是要给他一个惊喜。二叔把信放在那个挂奖状的布袋子里，说等小谭真的出国了再打开。
月光下，二叔和大爷的影子慢慢重合在一起。录音机的声音越来越小，但谁也没去管它。
“对了，”小谭突然问，“爷爷，那您当年为什么要帮张校长呢？他只是个陌生人啊。”
二叔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摸了摸孙子的头：“因为那天下雨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二叔说的不只是天气，而是那个时代，那种生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就像雨天的一把伞，微不足道却又弥足珍贵。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二叔和大爷闹矛盾，就是因为二叔资助张校长的那三百块钱。那是全家准备交小谭妈妈学费的钱，二叔一冲动就给了张校长，结果不得不向大爷借钱，由此引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冷战。
小谭最终还是去了美国，大爷也真的陪他一起去了。临行前，二叔终于打开了张校长留下的那封信。
信里是一张学校的聘书，聘请二叔为学校的名誉董事，每年有一笔不菲的顾问费。二叔看着那张聘书，笑了笑，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信封。
那个老旧的录音机，到现在还放在二叔家的藤椅旁边。有时候，我会看见二叔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听着那些老歌，目光望向远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村里人说，他在等小谭回来。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回忆那个雨天，那个饥饿的年轻人，和那个改变了两家命运的三百块钱。
在我们这个小村庄里，有些故事就像那些老歌一样，永远唱不完，也忘不掉。它们就这样，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而二叔的故事，也许就是告诉我们：善良从来都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够跨越时间、改变命运的力量。
前几天，我去二叔家送菜，看见他正在收拾行李。
“要去哪儿啊，二叔？”我问。
他笑着指了指墙上小谭的照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他的行李中，我看见了那个老旧的录音机，和那张发黄的合同。
我知道，这个夏天，在二叔的生命里，又将开始一个新的篇章。而那张发黄的合同，将继续见证着这个朴实家庭的故事。
太阳西沉，村子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二叔站在院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望向远方。在那里，或许有着更广阔的天空，和更多等待被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