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伟大女性
更新时间:2025-03-25 14:54 浏览量:6
古拜杜丽娜 ©Priska Ketterer
作曲家陈丹布:“她似乎站在东方与西方的交界处,同时将线条与和声、传统与现代、民间与正统等元素相融合。她的独到见解和实践,对当今中国音乐创作影响至深。”
文 | 谷宇飞
3月13日,93岁的俄罗斯作曲家索菲娅·古拜杜丽娜在德国小镇阿彭寓所仙逝。这位被誉为“造就新音乐的伟大女性”,用近一个世纪的艺术生涯将俄罗斯和中亚音乐风格与西方古典音乐传统完美结合,其作品以独特音响和深刻哲思闻名,是现代音乐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她的离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更让全球乐坛重新审视这位传奇女性作曲家的音乐人生。
“走‘错误’的道路”
©DSmirnov
1931年10月24日,索菲娅·古拜杜丽娜出生于现属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奇斯托波尔市。童年时她家境贫困,父亲是塔塔尔族的测量工程师,母亲是一位俄罗斯教师。但她却在贫瘠的物质生活中生长出了丰富的想象力,1990年她曾在采访中回忆起儿时经历,“彼时我将想象力转向天空。我坐在家中寸草不生的院落里仰望天空,将思想栖居天际。”这段自述预示着她音乐中永恒的二元性:尘世与天空、禁锢与自由。
古拜杜丽娜的音乐旅程始于喀山,她在喀山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与作曲,1954年至1959年间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师从作曲家维萨里昂·舍巴林(Vissarion Shebalin),并在此期间结识了肖斯塔科维奇。在听完她为毕业考试创作的交响曲钢琴版后,这位前辈作曲家对她说:“我希望你能继续走你自己‘错误’的道路。”这一宝贵建议,成为日后她追寻自我艺术表达的强心剂。1975年,古拜杜丽娜与其他两位作曲家共同建立民间乐器即兴演奏团阿斯特雷亚乐团(Astreya),致力于发扬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东亚地区罕见的民间及仪式乐器。1985年,她首次踏上西方的土地,并于1992年定居德国至今。
年轻时她寂寂无名,囿于时代审美局限,作品极少上演。为了生计,她曾为电影及动画片创作配乐,1967年动画电影《毛克利历险记》便是其中代表。但她始终不改其志,专心探寻自己的创作手法,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除了早期的风格探索阶段,她笔下的作品常用多调性谱写,具有强烈的重音节奏,且对创作体裁涉猎广泛,在交响乐、合唱、协奏曲、室内乐领域均有佳作诞生。她常以俄罗斯或中亚民间乐器组合为亮点,创作出鲜明而富有色彩的音响,尤其对巴扬这件乐器情有独钟。
她认为,将八度音程均分为十二等分是对自然规律的冒犯,因而有时让乐器以四分之一音的微分音演奏,以唤起一种常规作曲法难以塑造的听觉感受。她还曾以自然法则为基础,使用斐波那契数列的数学原理来确定作品的构成比例,并曾尝试使用基于自然泛音列的替代调音系统。她的作品也是其人生轨迹的一种映射,从中可以窥见亚洲哲学与西方哲学、古埃及与波斯诗歌对她的影响,而其音乐中复杂的“二元性”则体现出传统与先锋的结合、东西方的对比,以及独奏与合奏的抗衡。
声名鹊起走向世界舞台
1989年,她与同行作曲家Alexander Voestin在阿姆斯特丹Paradiso剧院 ©Frans Schellekens/Redferns
20世纪80年代初,在吉顿·克莱默(Gidon Kremer)的助力下,她的作品开始走向世界舞台。其中,1981年由克莱默首演的《奉献曲》(Offertorium)是她最早获得广泛认可的作品之一。在随后的岁月中,她的声名愈加显赫,不仅频繁接受各大国际音乐节的委约,还受到众多乐团和独奏家的青睐。
1999年4月29日,纽约爱乐乐团在库特·马祖尔的指挥下首演了她的作品《两条路径》。就在同一天,日本NHK交响乐团首演她的作品《在树的阴影下》,该作品使用了三种不同的亚洲筝类乐器,既展示了声音的多样性和文化的交融,也是作曲家对自己亚洲血统的一种溯源。古拜杜丽娜曾说:“我发现演奏东方乐器使我更了解自己。”进入21世纪后,古拜杜丽娜的作品继续受到全球主要乐团的青睐,如《尽头之光》(Light of the End,2003年),受普希金1832年所作戏剧启发的乐曲《瘟疫中的盛宴》(Feast During a Plague,2006年),为12把大提琴而作的《迷宫》(Labyrinth,2011年),为小提琴、大提琴、巴扬和管弦乐团而作的《三重协奏曲》(Triple Concerto,2017年)。她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2007年为安妮-索菲·穆特创作的《当下时空》(In Tempus Praesens),以及2018年为瓦季姆·列宾创作的《对话:我与你》(Dialogue)也成为如今舞台上被广泛上演的作品。
古拜杜丽娜始终坚持用手和笔创作,她曾讲述在她眼中音乐的意义所在:“音乐艺术在于引领我们的生活步入更高的维度。”
古拜杜丽娜的手稿
2021年,为庆祝古拜杜丽娜90岁生日,指挥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与莱比锡格万豪斯乐团发行了一张以古拜杜丽娜为名的专辑,包含她的三部大型作品。其中之一是《神之怒》(The Wrath of God),该作品曾于2020年首演,是她晚期风格中的集大成之作。乐曲开头是咆哮的圆号声潮,结尾则致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尼尔森斯认为:“她的音乐充满情感,富含隐喻和普遍的观念,能够直抵观众内心。”
除了音乐本体的创新,古拜杜丽娜也拓展了舞台表现形式。例如她于1986年为指挥兼作曲家根纳季·罗杰斯特文斯基而创作《十二乐章交响曲》(Symphony in 12 Movements),不仅充分挖掘了大型乐团在庞大音响集群中表现混沌的潜力,同时在一个简短、几乎无声的乐段中专为指挥者设置了“独奏”环节,指挥的手势仿佛像是信号旗与亚洲舞的动作结合。
古拜杜丽娜的传记作者瓦伦蒂娜·霍洛波娃(Valentina Kholopova)曾评价,“她笔下音乐的力量在于包罗万象,以思想的严肃性为重要特征,整个世界所有人的命运和历史皆囊括其中。”
对中国音乐创作影响至深
古拜杜丽娜与陈丹布
或许是她血液中流淌不息的亚洲情缘使然,古拜杜丽娜在中国作曲领域也留下了诸多值得铭刻的记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陈丹布分享,古拜杜丽娜与中国作曲家杜鸣心曾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二人在校期间互相帮扶,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份友谊也促成了古拜杜丽娜首次受邀来到中国,并在日后为中俄音乐的跨文化交流留下了难忘印记。
2005年10月,古拜杜丽娜初到中央音乐学院访问交流。10月12日,她的三首作品《恰空》《沉默》《七言》以专场音乐会在中国首演。这些作品给当时的陈丹布带来很大触动,“古拜杜丽娜的创作经历了十二音序列音乐的洗礼,并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含义。她似乎站在东方与西方的交界处,同时将线条与和声、传统与现代、民间与正统等元素相融合。她的独到见解和实践,对当今中国音乐创作影响至深。”
2012年,古拜杜丽娜受邀参加上海当代音乐周,她在讲座中谈及中国的音乐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音乐史上不止有一次波浪……现在正处于下一个上升的浪潮中。”2014年5月19日至22日,古拜杜丽娜再度到访中国,参加北京现代音乐节、中央音乐学院第八届“炎黄杯”作品比赛等活动。访学期间,陈丹布与她多次深入交流。在离开中国之际,她还专程托人赠予陈丹布一份亲笔签名的室内乐总谱作为留念。陈丹布回忆,古拜杜丽娜还对中国作曲家提出了宝贵建议,“她鼓励我们深入挖掘本国音乐传统,从中国的民族乐器音色中汲取灵感,尤其提到了音乐色彩的问题。”这些真挚的话语,他至今记忆犹新,也影响了陈丹布之后创作和教学,而那本厚厚的签名乐谱,则被他珍藏至今。
陈丹布回顾这位女性艺术家的一生,“她曾历经坎坷,但依旧笔耕不辍,用音乐传递着坚毅与不屈的信念力量,令人敬仰。”斯人已逝,但她创造的音乐语言,以及对灵性和哲学的探讨,将依旧在后世回响。或许,古拜杜丽娜从未离开,她只是将肉身的终止符,化作了永恒的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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