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到《琵琶行》，白居易都经历了什么？

发布时间：2026-02-27 21:32:12  浏览量：1

元和十一年（816）秋，浔阳江头夜色沉沉。

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湓浦口送别客人，仕途受挫，心境低徊。

忽有琵琶声自水面传来，曲调凄切，似从长安旧梦中缓缓走出。

十年前，他在长安写下《长恨歌》，声名日盛；十年后，他在江州听一曲《琵琶行》，泪湿青衫。

这十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位志在“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诗人，从意气风发走到沉郁自省？

提到白居易，多数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诗句，而不是人生。

“长恨歌”与“琵琶行”，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

作品流传极广，语言明白晓畅，节奏分明，读来顺口，记忆成本极低。

正因为好懂，白居易往往被简单地归入通俗诗人的行列；正因为广传，人们更习惯背诵他的诗，却少有人真正追问：写出这些诗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种错位，恰恰构成理解白居易的第一道门槛。

在中唐文坛，诗风并非单一路径。有人追求声律格调的精严，有人偏爱意象的晦深，而白居易选择了另一条路——通俗易懂。

他强调诗歌要回应现实，要“为时”、“为事”而作，而不是只在士大夫之间流转。

这样的立场，使他的语言趋向平实，使他的表达贴近生活，也使他的诗更容易跨越阶层传播。

然而，语言的通俗，并不等于思想的浅显。

恰恰相反，他的明白如话，背后往往是对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

那些看似平易的句子，常常隐藏着对权力结构、民生疾苦和时代弊病的思考。只是，当诗句成为记忆的符号，创作者本人反而被淡化了。

于是，我们记得情节，却忽略背景；记得抒情，却忽略处境；记得诗中人物的悲欢，却不熟悉诗人自己的进退。

因此，要真正走近白居易，不能从诗句本身出发，而要从诗句背后的处境出发。

他的一生，并非单线条的文学成名史，而是一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调整的位置史。诗是结果，人生才是过程。

白居易的人生，并不是从诗名开始的。

他出生在中唐时期。表面上，大唐仍维持着王朝的框架，实际上，藩镇割据的格局已深刻影响社会秩序。

地方势力坐大，军镇权力与中央之间时有紧张，百姓生活并不安稳。这样的时代环境，是白居易成长的背景。

少年时期的他，并没有直接站在政治中心的舞台上，而是在迁徙与变动中完成最初的认知。

战乱带来的不确定，使家庭生活难以安稳；社会结构的撕裂，让他过早感受到现实的粗粝。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逐渐形成一个清晰的判断——读书，是改变处境的路径；文字，是参与时代的方式。

与后来诗名远播的形象不同，青年时期的白居易并非天生顺遂。

他用功苦读，立志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对他而言，科举不仅是个人晋身之阶，更是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口。

这种志向，在他后来的创作理念中能够找到根源。

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自我抒怀的诗人。少年时期所见的社会动荡，使他天然关注现实议题；成长过程中的不稳定感，使他渴望通过制度渠道获得稳定的位置。

诗与仕，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不是分离的两条线。

因此，当他后来提出诗歌应当“为时”“为事”而作时，这种理念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少年时期环境影响的延续。

诗歌之所以要回应现实，是因为现实曾经真实地触碰过他；仕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改变社会与自我命运的工具。

理解这一层，就能明白：白居易并非后来才关心民生，也并非中年遭遇挫折才转向现实。

他的现实关怀，有着少年时期的根基。

从动荡中成长的少年，选择用读书和文字进入时代。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通往仕途的第一道关口——科举。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动荡，让白居易意识到“必须进入体制”，那么科举，就是他真正迈出的第一步。

贞元十六年（800），他进士及第。那一年，他完成了从寒门读书人到国家官员的身份转换。

两年后，他又与元稹同登制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随后再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后出任盩厔县尉。

这些履历，在史料中只是几行简洁的记载，但在个人命运里，却意味着层层跨越。

进士，是进入仕途的门槛；制科，是对能力的再次确认；地方县尉，则是直接接触基层政务的起点。

对白居易而言，这段时期不仅是“上升通道”的开启，更是理想开始落地的阶段。

在长安，他接触到政治中枢的氛围；在地方任职，他看见制度如何运作，也看见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官职虽不高，却足以让他直面民生问题。这种双重视角，使他逐渐形成鲜明的写作立场——诗歌不应脱离现实。

元和元年（806年），也就是在任盩厔地方官时，白居易冬日与友人游仙游寺，感怀唐玄宗与杨贵妃之事，写下《长恨歌》，自此声名大噪。

《长恨歌》表面写的是帝王与贵妃的爱情悲剧，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它并不仅是风月故事。

唐玄宗沉湎声色、酿成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本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白居易借史寄意，在“长恨”之中暗含对盛衰兴亡的思考。

可以说，科举带给他的，并不仅仅是职位，而是一种身份认同：他既是诗人，也是官员；既写诗，也议政。

然而，这种双重身份本身就隐藏着张力。

诗人追求表达的真实，官员则处在权力秩序之中。当表达触及敏感地带，当直言遇到权力边界，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此时的白居易，正站在长安的上升轨道上。

仕途尚稳，名声渐起，理想尚未受挫。他尚未意识到，自己所坚持的为时而作的诗歌理念，终有一天会与政治现实发生正面碰撞。

而那次碰撞，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进入仕途之后，白居易并未把诗歌收束在私人领域。

他逐渐形成清晰而坚定的创作立场——诗歌应当回应现实，应当“为时”“为事”而作。

这种主张，使他的写作不再只关乎个人情感，而是主动触及社会问题与政治弊端。

在长安任职期间，他以“上书论事、直陈时弊”著称。

他并未满足于安稳履职，而是选择用文字表达对朝政得失的看法。对他来说，言说是一种责任——既然身在体制之中，就应当为制度发声。

然而，理想的逻辑与权力的逻辑，并不总是重合。

当朝局敏感、矛盾交织之时，直言本身就可能被解读为越界。诗歌的锋芒，在文坛上是才气，在权力结构里却可能被视作冒犯。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震动朝野。白居易愤而上表，主张严缉凶手。

在他看来，这是臣子的本分；在某些人眼中，却被认定为“越职言事”。

更复杂的是，围绕他个人的言行，还出现了借题发挥的攻击与议论。

政治环境的紧张，使任何锋利的表达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理由。

结果很快显现：他先被贬为江表刺史，再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一刻，诗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发生正面冲突。

在文坛，他是声名渐盛的创作者；在官场，他却因表达立场而失去中心位置。

用诗入世的理想，第一次遭遇现实的强硬回应。

这并非单纯的职位调整，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从长安的政治核心被移出，从议论朝政的位置退至地方闲散之职。

换句话说，江州的位置，则意味着被移出核心权力结构。

现实的打击，使他不再只关注制度层面的议论，也开始审视个体在时代中的位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人生哲学逐渐发生变化——从单纯强调“兼济天下”，转向在现实限制中寻找可行的自处之道。

这并不是理想的消失，而是表达方式的改变。

元和十一年（816）秋夜，被贬江州两年的白居易在江畔写下新的诗篇《琵琶行》。

这一年距离《长恨歌》整整十年，中间隔着的是白居易十年的宦海沉浮，与怀才不遇的命运。这一刻，他哭的是歌女，也是自己。

江州并不是终点。

经历贬谪之后，白居易并未从仕途彻底退场。

他的人生轨迹，在沉潜之后重新展开。与此前在长安以言事闻名不同，此后的阶段，他更多以“做事”立身。

长庆二年（822），他出任杭州刺史。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

杭州并非权力核心，却是需要实际治理能力的地方。白居易在任期间主持疏浚六井、修堤蓄水、利于灌溉，改善民生。

这些举措，并不是诗句，而是实实在在的政务实践。

如果说早年的他更强调通过言说介入现实，那么此时的他，则把重心转向地方治理的具体事务。

经历过政治挫折后，他似乎更清楚自己的位置，在既定框架内做可行之事，而不是再次触碰高压边界。

这并不意味着理想的消失，而是一种路径的调整。

年轻时，他试图以文字撬动权力结构；中年之后，他在地方岗位上落实治理细节。

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现实有所改善。只是手段从锋利的批评，转为稳妥的实践。

此后，他的人生逐渐趋于平稳。

会昌二年（842），他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846）卒于洛阳，追赠尚书右仆射，谥“文”，葬于香山。

回顾，白居易的一生，并不是单线条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一段不断调整姿态、重新安放自己的过程。

诗歌让他被世人记住，仕途让他经历起伏，而真正构成他人生底色的，是在不同阶段对现实的回应方式。

当我们再读他的作品时，看到的就不只是流畅的语言与动人的情节，而是一条穿越动荡时代、反复自我校正的生命轨迹。

参考信源：

穿越时空 今晚走进白居易的传奇人生 央视新闻 2024-12-27

从《长恨歌》到《琵琶行》，白居易经历了什么？ 央视一套 2024-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