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理学家与他的病人彼得·张的深刻对话！

更新时间：2024-12-28 10:46  浏览量：1

《早安，怪物》讲述了加拿大心理治疗师凯瑟琳·吉尔迪纳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五位来访者和他们英雄般的疗愈故事。遗弃、幽禁、虐待、性侵、暴力……他们的原生家庭都是一座座疯人院，也因此被创到遍体鳞伤。直到多年以后，坐在心理治疗师面前，他们才明白：自己不是怪物，而是曾经深深受伤的孩子。

01

封存

心理学与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们一层层不断向下挖掘，然后小心翼翼地掸去出土文物上的灰尘，最终发现一整个比小说还要离奇的被掩埋的世界。

1986 年，一位主治性功能障碍的泌尿科医生打来电话，说他有个不同寻常的病例。患者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华裔男子，名叫彼得·张，患有阳痿。泌尿科医生在他尝试同房前一小时为他注射某种强效药物，之后对结果感到震惊：“从业那么多年以来，除了有严重血液循环问题的病人之外，我从没见过这种药不起效的病例。”彼得并没有血液循环方面的问题。这种药物有时会引起并发症，可能导致持续三天都保持勃起状态。然而，这种百试百灵的药物对彼得·张却完全不起作用。医生推断：“不管他脑袋里发生了什么，都强大到足以抵挡这种万无一失的针剂。”

当我问起彼得是否有可能是同性恋时，医生说他声称自己是异性恋。医生告诉彼得，经过详尽的检查，泌尿科团队推断他的性功能障碍并非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因此建议心理学家接手。医生说会寄一份书面转诊单给我，并且提议我要是查明病因可以一起会诊，因为他们科室的人全都对这个病例束手无策。他在结尾部分说：“这真是个值得一书的病例。每当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时候，就会有人证明，我们其实对人类的状况一无所知。”

尽管转诊时伟哥尚未被发明，但近年来我也遇到过来访者服用伟哥毫无效果的情况，不管剂量多大都是如此。（泌尿科医生向我保证过，伟哥比那些老式的注射剂药效更弱。）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只有在身体确实出现问题时才会起效，血液流动再怎么增加都无法解决情感上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反应，大脑都必须和身体协调配合才行。

彼得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心理治疗，因此预约了我最早的一个档期。我走进等候室，看见一个其貌不扬、说话轻声细语的男子，他打扮低调，身穿印着“雅马哈”字样的黑色 T 恤、牛仔裤和跑鞋。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后并没有直视过我，而是以一种巨细无遗的风格交代了自己的过往。他诉说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时与其说是谈论自己，更像是在发表学术论文。

彼得在一个乐队里担任键盘手已经十五年了。为了补贴收入，他白天还有一份钢琴调音师的工作。他独自住在公寓里，没有伴侣。当我问起能以什么方式帮助他的时候，他说：“主要是我很孤独。我希望和女性谈恋爱，但好像做不到。”

我问他是不是在说性关系。“是的。”他轻轻说道，眼睛看着地板，“我无法进行性交，却还是渴望拥有情感关系。我希望有人一起聊天，一起分享。”

我问他之前是否尝试过建立情感关系，他表示肯定，又说经验十分有限。接着，他略带尴尬地笑了笑：“大部分都是我的想象。”

我告诉他，无论面对什么问题，心理学家都会收集有关病人家族史的信息，因为这些人际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基石。1943 年，彼得的中国父母取道越南来到加拿大。等到 1952 年，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彼得的姐姐比他年长四岁，如今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彼得特地指出，他姐姐的丈夫不是华人。

彼得的父亲在他九岁时去世了。当我问起细节时，他扮了个怪相，想了半天之后说：“类似于自杀。我父亲有糖尿病，但他拒绝为此调整饮食。我的母亲每天都为他做甜食，告诉他是时候去死了。他变得非常胖，再也无法用肿胀的双脚站立。那几年里，他就这么静静地坐着，或者说是郁郁寡欢。我猜想他是陷入了抑郁。后来有一天，他心脏病发去世了。”

我十分同情，说他父亲去世时他才九岁，年纪还小。他说：“我很难过，但母亲说，这都是为了这个家好。”

彼得描述母亲是如何盼着父亲死去，还在明知他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给他吃甜食，导致病情加速恶化，并最终在他去世后表示解脱，就好像这一切稀松平常。我对他母亲的狠毒行为感到吃惊，但我不想在第一次会面时就显露担忧。我需要与彼得建立融洽的关系并了解他的过往。于是我故作轻描淡写，暗示他母亲有点儿严厉。然而彼得为母亲申辩：“我母亲是为我们好，她一个人要做三份工作。”我指出一个人的一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说他母亲一次同时做两份工，接着再去做另外一份。他们在安大略省的小镇霍普港——现实证明，这个名字颇为讽刺——开了镇上唯一一家加籍华人餐馆。

彼得告诉我，他父亲当时是餐馆里的厨师，母亲则是服务员，负责打点其他所有事情。当她有多余的时间，就会制作精美的串珠首饰卖给多伦多的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夏天她会在大花园里种大家平日吃的食物（中国蔬菜），还为中餐供应商提供批发业务。彼得顿了顿说：“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半夜里透过窗户能看见母亲头戴矿工灯一连好几个小时采摘蔬菜和除草的情形。”

无论面对什么问题，心理学家都会收集有关病人家族史的信息，

因为这些人际关系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基石

“同时做三份工，还要照顾孩子？”

他迟疑了一下，随后平静地解释说，他姐姐待在厨房的婴儿床里，等长大一些，就会坐在餐馆的高脚凳上。母亲不准她说话，也不能弄出任何声响。“她一直很乖，我却不乖。我很小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吧——会坐在凳子上打转，而姐姐则安静地坐在卡座里。我记得有一次我用菜单做了个纸飞机，想要飞着玩。我母亲可不允许有人在餐馆里这么胡闹。她忙得四脚朝天，我这么做会打扰到客人，可我就是不听话。”

我指出男孩通常比女孩更加好动，而他的举止其实很寻常。他谦恭地点了点头，接着又把之前说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她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好。”我注意到他已经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诲，认为自己“特别淘气”，虽然他只是做了同龄的普通男孩都会做的事。我问起他母亲对于他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从我记事开始，除了折纸飞机的记忆，能记得的就是一个人被锁在餐馆的阁楼上。我母亲早上会送来当天的食物。她要是来抱我回家的话，我在那个时候一般已经睡着了。”我问他在阁楼上被关了多久，他说一直到五岁。彼得说他母亲每天都把他关起来，因为父母一直要从清晨六点忙到半夜。

我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感到难以呼吸。我意识到眼前的案例实属罕见：这名男子在童年至关重要的时期一直被关着。两位儿童心理学的先驱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与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儿童的发展有若干关键阶段，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如果彼得在大约两岁到五岁期间一直与世隔绝，他的身心发展就会脱节。他也许已经错过了最初的几个发展阶段，比如建立依恋关系和情感纽带，还有语言发展等。我们在儿童时期都会经历所谓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会习得一些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特定技能；随着儿童的成长，这些窗口会逐渐关闭。如果孩子错过了某个时期相对应的阶段，之后很可能也难以弥补。举例而言，与世隔绝的孩子往往无法弥补语言方面的缺陷。

我对彼得的骇人往事有所消化之后，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这位来访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发出警示或者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寻常，就有可能吓到他。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继续提问，请他描述对那段独处时光的回忆。

“嗯，冬天很冷，夏天又非常热。”他说，“我被丢在婴儿床里。我记得自己有一天学着爬上栏杆翻出婴儿床。我挺高兴的，但等我发现门锁着之后，又变得很难过。”

“你早年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那段回忆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我想坦白。”彼得接着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如何在一个空的番茄酱罐头里排便。他记得那是个商用的大容量装罐头，边缘特别锋利，根本没法坐在上面。“我担心极了。要是我弄到罐子外面，母亲就会很生气；要是我割伤了自己，她还是会很生气。”

我说：“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如厕体系。”

他微微笑着表示同意，脸上的表情不一会儿便消失了。“我记得自己因此很害怕那个罐头，我要是给母亲添了麻烦，她就会用竹鞭抽我，抽得我红肿出血。”

我说这听起来很痛苦，他便又一次说起口头禅，说母亲别无选择，只能努力谋生，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皱了皱脸说：“我把绝缘材料剥下来做玩具那次被打得最惨。我当时想有个能拿在手里玩的东西。”

我插嘴说，要是母亲给他一个玩具，他就不会这样做。彼得说他们很穷，所有华人移民都得做出同样的牺牲，这是他们在加拿大生存的唯一办法。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华人移民不是非得把自己的孩子一周七天、一天十八个小时一直锁在阁楼里，而且一锁就是好几年。彼得跟劳拉一样，早已将家长的病态行为视为常态。在他们看来，家长疏于照顾很正常，因此他们会维护自己的父母。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开始质疑彼得对华人移民生活经历的解读。最终，我问他是否真的以为所有华人男性在各自生命前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锁在房间里。他的回答令我震惊。“嗯，是我不好。”他静静地说，“我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打转，还跑来跑去。我母亲没钱请人照看我。我的姐姐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我却不听话。”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要看清这无疑属于儿童照管不良与虐待的过去。

在他们看来，家长疏于照顾很正常，因此他们会维护自己的父母。

实际上，彼得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也是唯一被他视为快乐的回忆——是夏天时从阁楼的窗户看母亲坐在餐馆后门的台阶上切蔬菜。母亲偶尔会上二楼拿一包储藏在那里的大米。彼得听得见她的脚步声，巴望着她会到三楼的阁楼监狱来；彼得记得自己当时有多么渴望母亲会上来看他，因此心脏怦怦直跳。可是，母亲几乎没有来看过他。（她一直到半夜他睡着以后才会上来把他抱回隔壁的家中；天亮后，又会抱着熟睡的他去开工。）母亲回到楼下的餐馆后，他的心也因此往下一沉。

“最糟糕的就是孤独感。”他回忆那些岁月时说道，“虽然我偶尔会挨打和挨冻，但最令我痛苦的其实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他记得自己看见树上的松鼠时会乞求它们到窗前来。“我当时还不识字，但我记得自己在离开阁楼很久以后才学会了‘孤独’这个词。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动画片《绿巨人》。绿巨人说他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而与世隔绝地生活，因此感到很孤独。他在动画片的最后不得不离开小镇，这时候的音乐显得十分悲伤。我记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和我一样会孤独感到特别震惊，而且终于为那种糟糕的感受找到了描述的词语——一个叫作‘孤独’的标签。”

我在之后的会面中问彼得，母亲有没有为他做过什么贴心的事。他说母亲有一次送给他一个白色玩具钢琴。许多年后姐姐告诉他，这是一个带着年幼儿子的顾客落在餐馆里的。昏暗的阁楼里，彼得拥有的只是这个玩具钢琴和那个番茄罐头。他说：“我很喜爱这个钢琴，还把它当成朋友。”

我问彼得如何与玩具钢琴交朋友。他说：“钢琴的名字是小彼得。我当时除了父亲之外从来没遇到过别的男性，所以不知道其他名字。我希望小彼得能跟我说说话，于是我开始弹奏，把叮当作响的声音当作对话。我既可以让小彼得难过，又可以让它开心。”（每当彼得听到乔治·哈里森的歌曲《当我的吉他轻轻哭泣时》，就会想到小彼得。）彼得获得玩具钢琴后情绪也有所改善，他有了一个挚爱的朋友，对一直冲他发脾气还把他当成累赘的母亲的依赖也大大减少了。

我在会面的间隙去参考图书馆查阅关于彼得的信息（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发现他在一个知名乐队里担任键盘手，有一篇乐评还将他形容为“能让键盘说话、哀号、哭泣或雀跃的人”。我想起彼得提到过那个玩具钢琴之于他的意义，对这篇评论的准确性感到很惊讶。

小彼得是彼得仅有的亲密朋友，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他的“过渡性依恋客体”（transitional attachment object）。儿童对母亲的依恋是一个复杂又关键的心理问题。正常的儿童发展过程中，在最初阶段，母亲就是儿童的整个世界。接着，在婴儿时期到学步时期，儿童意识到自己与母亲的差别，开始经历分离焦虑，当母亲不在面前时便会哭泣。通常，儿童为了避免焦虑，会选择一个能够代表母子依恋安全感的客体。这一客体就成了过渡性依恋客体，其通常是毛毯或毛绒玩具，会被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处带着，尤其是上床睡觉的时候。过渡性客体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从依赖走向独立。

彼得与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非常不稳定。母亲从未向他表达过关爱，还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就把他一个人关着。如果他调皮捣蛋、撒泼，甚或是在餐馆里大声说话，就会受到惩罚。他唯有在小彼得面前才能吐露情感，因此无论什么都只对小彼得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小彼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牢固。

由于彼得只字未提父亲，我便问起他父亲在家里的位置。“我的父亲和我或是家里的任何人都不打交道。他人不坏，从不会训我或者打我。他的工作是在餐馆里烧菜，一直会用收音机收听美国的爵士乐。夏天里厨房的窗户开着时音乐声会传到阁楼上，我于是会试着用小彼得重复听到的旋律。我特别喜欢夏天的那些音乐时光。”

我问起是什么事情导致他父母的婚姻出现如此巨大的裂痕。他说：“我母亲把三份工作的收入全都存了起来，从来没花过一分多余的钱。我们的所有衣服，包括我父母的，都来自多伦多的堂亲。她在城里背着沉甸甸的包来来回回；她没有车，也从不坐公共汽车。我的父亲每个月会去一次多伦多购买日用品。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在其中一次去多伦多的时候投资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所有的钱都被一个假冒的西贡进口公司骗走了。我母亲存了 31000 加元，结果全没了。”

母亲从未向他表达过关爱，还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就把他一个人关着。

我在笔记里写道，他的母亲虽然不会说英文，却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加拿大的房屋均价只有 7000 加元出头的时候存下 31000 加元，实在是数目惊人。我继续追问，希望能搞清楚彼得的父亲到底被卷入了什么样的骗局，可他当时年纪太小不记得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鸦片上瘾、赌博上瘾还是只是投资失败。他一直没搞清楚。总之他冷漠的母亲动不动就发脾气，每天都盼望自己的丈夫死掉。

他们后来不得不卖掉餐馆还债，全家人从头来过。当年五岁的彼得在举家搬到多伦多时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母亲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则把计件的工作带回家做，一直忙到深夜。她还开始做某种食品进口生意，彼得一直没搞懂具体的内容。失去餐馆以后父亲再也没工作过。一家人住在中国城最贫穷的地区，与亲戚一起生活，后者虽然不乐意，但还是碍于情面收留了他们。

在多伦多待了不到一个月，彼得就开始上幼儿园。他讲到这里显得特别痛苦，比谈到自己的孤独时还要痛苦。他喃喃地说道：“我在幼儿园留级了，那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母亲说我太笨，在中国人面前给她丢尽了脸。”

我在好几次会面之后才搞清楚彼得在幼儿园里经历了什么，总之，他似乎被吓坏了。入园之前，彼得除了姐姐之外，只在开学前几周与亲戚的孩子略有相处，此外便几乎未跟任何小朋友打过交道。而且，他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中文。他在人生的头几年里听到别人用任何语言说过的话一共就没几句。他和姐姐都没有学过如何说中文，这让他们感到特别羞愧，尤其是在中式婚礼与正式场合中。

我请教语言学专家时，他们表示，要么是孩子由于受到虐待而屏蔽了施虐者使用的语言，要么就是家长几乎不怎么与孩子说话，让他们难以在学习语言的关键年龄段学会这种语言。（他们的父亲在失去家里的积蓄后便整日沉默寡言。）两个孩子长大后既没有华人朋友也没有与华人结婚。彼得听到别人说中文时会感到些许焦虑。他说：“我直到今天听到女性说中文都会起鸡皮疙瘩。要是对方大声嚷嚷，我就会吓得要死。”

所以说，彼得开始上幼儿园时还不具备语言交流能力。其他孩子对他说中文他听不懂，说英文他也听不懂。一起玩游戏时，他害怕跟人手拉手围成圈。“我已经习惯用番茄罐头上厕所，而且一直是不管做什么都会挨打。有一次在幼儿园，我想上厕所却不知该如何是好，结果尿了裤子。”

他还惧怕跟人有眼神交流，这让他觉得自己像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每当有人直视，他都觉得太过亲密想要逃跑。他也从不知道在与他人分享空间时的正常状态：由于一直独处，他觉得所有人都站得离他太近。每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躲到教室里的黑色立式钢琴底下，抓着钢琴的木板条寻求安慰。实际上，那架钢琴对彼得来说是幼儿园里为数不多的美好事物之一。他将其视为小彼得的父亲，想要拥抱它、轻抚它，与它靠在一起。（钢琴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依恋客体。）

令人难过的是，彼得在得知自己没能从幼儿园毕业这个坏消息之前，真心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彼得在钢琴之外获得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来自一位善良的老师。彼得对于她的温柔感到特别惊讶。彼得起初很怕她，在她面前畏畏缩缩。可老师却对他微笑，这对他来说见所未见，他凭直觉认为这代表了接纳。老师也知道他热爱钢琴，因此在演奏儿歌《三只盲鼠》时便让他站在身旁。彼得会把手放在钢琴的一侧，感受弹奏时的振动与呼吸，像是拉着母亲手的孩子那样不肯松手。彼得把白色的琴键看作牙齿，整架钢琴仿佛在用灿烂的笑容接纳他。这是他经历过的最不同寻常的时刻。他听着音符化作歌谣，眼睛里涌出泪水。他相信钢琴是在对他说话。这是他在幼儿园的纷扰中领悟到的第一件事。

彼得得知自己留级之后震惊至极。他原本以为老师喜欢他，这下子则认为老师讨厌他。他母亲告诉他，其他所有人都升学了，现在他得跟比他年幼的孩子一起念幼儿园了。彼得认为自己就像父亲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失败了。“当我发现自己没能取得成功时，感到特别丢脸。”

我设法解释，在幼儿园顺利升学需要掌握多种习得性行为，被关在阁楼里便无法学会这些。彼得错过了太多阶段，根本没有做好入读幼儿园的准备。那位教师察觉到了，于是让他留级。我继而讲述一个人如何通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在世界上获得独立。如果这些阶段像彼得所遭遇的那样被打乱，发展就会有所延迟。

由于一直独处，他觉得所有人都站得离他太近。

首先，在一个人以健全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以前，母爱必不可少。每当我说起这个，彼得便会反驳，说他母亲确实爱这个家，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说他的母亲无法直接对他表达爱，当他被独自关着的时候，也感受不到母亲的爱。

母亲必须抱着自己的孩子，感受到对其的依恋，反之亦然。到两岁左右，儿童意识到自己是有别于母亲的个体。为了锻炼自己作为个体的影响，儿童便会开始通过说“不”来反对周围的人（也就是“可怕的两岁”时期）。成功脱离母亲的幼儿实际上是在表达：“不，我不会按你说的去吃东西、不会穿上靴子，也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我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阶段既帮助儿童学习“我的”这一概念，也是在学习如何坚持自我主张。然而，彼得没有机会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发现独立的自我。事实上，他说自己到现在都会不向母亲提出要求——以任何方式将自己与母亲区分开来——小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彼得也很害怕其他孩子，不知道如何跟他们一起玩耍。棒球或其他各种游戏的规则对他来说也似乎太过复杂深奥。我再次解释这并不代表他很笨：大多数儿童在上幼儿园 以前有四年时间参与集体行为。别的家长会把球投给孩子，让他们练习击打，或是带他们上公园看其他孩子如何玩耍。两三岁的儿童看到大家开心地玩滑梯的话，也会跟着轮流去玩；当儿童第一次爬上滑梯，他们的父母就在一旁看着。可彼得不知道“轮流”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自己应该站在原地转个圈。他不知道如何跟上其他孩子的节奏，那对他来说太过混乱。

我向他说明大脑在我们出生时并没有发育完全，而是一部分一部分搭建起来的。在儿童出生后的头四年里，他们应该建立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前额叶皮层必须在大脑中建立通路，这样才能将学到的东西都联系在一起。举例而言，执行功能有助于培养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学习如何忽略不相关的声音并对多种需求的优先级进行排序。这个世界何其复杂，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地去了解。

留级之后，彼得的情况大有改观。他又遇到一位相处时极其友善的老师。我问他“极其友善”是什么意思，他说：“她没有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用竹鞭抽我。”那位老师很年轻，经常弹奏钢琴曲，其中就包括彼得很喜欢的《巴士车轮转呀转》。他觉得自己与大彼得都对歌曲十分陶醉。

那架钢琴也改变了年幼彼得的生活。彼得放学后通常由姐姐来接，但有一天，他的姐姐没有出现。他和老师有所不知的是，当天姐姐在学校操场上摔了一跤，于是去卫生室处理伤口了。老师去了解情况时，把彼得一个人留在了有钢琴的那间教室。

彼得走上前拥抱大彼得。他张开双臂靠过去时压到一个琴键，奏响了一个音符，随即开始弹奏。彼得说，他一开始就像老师那样以欢快的曲调弹奏《巴士车轮转呀转》，但接着，他又以一种仿佛车子在路上疲倦又迷失的忧伤情绪弹了一遍。他并不清楚“高兴”或者“悲伤”的意思，但他能通过钢琴传达。彼得不知道自己会弹奏这首曲子，他只是认真看过老师这么弹而已。接着，他又模仿老鼠奔跑的节奏以爵士乐的即兴曲调弹了《三只盲鼠》。他的腿太短，脚还够不到踏板，因此在弹奏个别音符时必须在琴凳上前后挪动身子才能踩到踏板。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等他抬起头时，看到几位老师站在门边上看着他，一旁还有他的姐姐、学校护士、校长和看门人。看门人鼓起掌来，其他人也都加入其中。

彼得的演奏生涯就此拉开帷幕。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他在回家的路上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他的朋友大彼得替他说话，而且神奇的是，大家竟然听懂了。他记得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日子，所有的树叶都在向他挥手。那天的色彩超乎现实。彼得意识到，在那一刻以前，他一直在用黑白两色看世界，而且是字面意义的“隧道视野”。他并没有注意过周遭的情况。他说他的深度知觉也就此改善，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笨拙了。这是彼得在人生中第一次成功表达情感，他的心情无比灿烂。

02

爱的表达

张家从霍普港搬到多伦多过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尽管当时九岁的彼得已经不会再被关起来，他的家庭生活依然困难重重。他们从堂亲家里搬了出来，住在皇后街西端一间昏暗的一居室公寓里。放学后，他和姐姐会在小小的屋子里看电视等母亲回来。通过念书、看电视以及与姐姐对话，彼得的英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他不管去哪儿都会带着玩具钢琴，弹出他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他说：“小彼得只有八个琴键，所以当我弹奏《吉利根岛》的主题曲，我姐姐认出歌曲还跟着拍手时，我特别自豪。”

当时彼得的父亲——迄今依然在这位来访者的叙述中只占据很小一部分——变成了一个超重的糖尿病患者，他不仅毫不关心自己的胰岛素水平，还在妻子的提议下摄入糖分。离开霍普港的餐馆后，他的父亲由于疏于照管的糖尿病、超标的体重以及极其严重的抑郁症而难以找到工作，整天只是坐在椅子上听爵士乐。他偶尔会在听到一段特别动听的即兴片段时茫然地指指唱片。彼得明白，搞丢家里的积蓄后几乎不再与他有眼神交流的父亲是想要与他分享音乐。彼得听堂兄说起过，父亲小时候很有音乐天赋，看到新乐谱便能立即弹奏，但妻子并不赞成他将音乐当作事业，认为这些东西不切实际，是腐败的西方产物。

他的朋友大彼得替他说话，而且神奇的是，大家竟然听懂了。

彼得的母亲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羞辱他的父亲“毁掉了这个家的未来”。她一分钱也不给他，哪怕是用来买他心爱的唱片或香烟。彼得后来得知，父亲来自一个音乐世家，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受到西方音乐毒害，并且涉嫌在越南参与鸦片交易。他的母亲将西方音乐视为造成他父亲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一部分原因。

一天，彼得的姐姐正忙着做串珠的计件活，无事可干的彼得则与父亲一起坐在那里听爵士乐。这时，母亲出其不意地下班回家了，她见状气急败坏。“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如此生我们的气，”彼得说，“毕竟她出门工作，我们却在家无所事事。她说我和父亲一个德行，都受到了西方思想和音乐的腐蚀，不比颓废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垃圾好到哪里去。”（在他母亲小的时候，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母亲越来越狂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危险音调，把彼得吓坏了。“她冲进客厅，将唱片顶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张一张掰断。我愣在原地，希望她不会冲我发火，但她还是过来了。”他回忆道，“她对付完父亲收藏的唱片后立即看向我，随后冲进我的卧室，一把抓起小彼得扔出窗外。”她使出的力道如此之大，把纱窗也一道扔了下去。

彼得当时九岁。表面上，他是因为没有串珠子而受到惩罚，但实际上，他受罚是因为他与父亲相像。我问他是否因为失去小彼得而震惊。他说他对失去已经习以为常，感受到的只有情感上的空白。“这很难说清楚。我看着窗外为小彼得感到难过，觉得它就像是童谣里的“矮胖子”。我倒没有感到悲伤，就是空落落的。”他吞吞吐吐搜寻着字眼，“有点儿像是我没有待在自己的身体里一样。”

我指出，在二十五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回忆之中，他记得的偏偏是小彼得的毁灭。我说我相信是因为这段回忆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你当时遭受了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也就是你感觉与自己的心理自我产生了分离。你无法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情绪。整个世界似乎都很模糊，你与自己的联系也中断了。”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充满精神创伤的童年，这往往处在自我分化的早期阶段，外加高度焦虑。”

彼得说他之所以清晰记得那天的情形，是因为几天以后发生的事。当时是夏天，学校放假，因此姐姐从早到晚一直都在串珠子。父亲示意他跟着自己一起出门。当时父亲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需要拄拐杖走路，且步履蹒跚，十分吃力。父亲带着彼得慢慢走向商场，走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脚踝都肿了。等他们来到商场，父亲走到一家商店的音乐柜台拿起一个合成器，随后便离开商店朝商场的公共区域走去。一名保安拦住他们并报了警。警察意识到彼得的父亲有些不对劲，因为问话时他一声不响。他们在彼得保证家里有钱支付后开车将彼得和父亲送回了家。“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警察知道我们两个不是小偷，而是精神出了问题。他们好心地默默把我们送回家，我则一路紧紧抓着合成器。”好在母亲当时并不在家。姐姐动用积蓄支付了合成器的费用。警察不可置信地打量堆满大量珠饰俨然工厂一样的房间，还询问姐姐为什么独自做着童工。彼得听见他们相互交流，姐姐说这只是“中国习俗”。警察似乎很不解，但并没有提出起诉。后来母亲回到家，警察在离开前交代了情况。

彼得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彻底失去理智的。他说母亲平时就很可怕，但他从来没见过如此令人恐惧的模样。母亲疯狂地拉扯父亲，将其打得摔倒在地。她用中文叫喊着，因此彼得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父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颓然地靠在墙上，接连好几分钟都在喘粗气，后来便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彼得告诉我，他一直觉得自己对父亲的死负有责任，因为要是没有给他买合成器，父亲说不定还活着。

彼得没有什么关于童年的记忆，而其中之一正是父亲偷合成器的事。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感到羞愧是因为偷东西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他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会偷东西。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认为这是自己短暂一生中唯一获得过的爱的表达。父亲虽然身无分文，但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希望儿子有一架钢琴来取代被扔掉的那个。于是父亲一瘸一拐地走进商店拿起一个合成器，甚至都不屑于藏起来。彼得认为，这是垂死之人绝望之爱的表达。

他也承认父亲的死是一种慢性自杀。我问起他的母亲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也许盼着他死，但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可能她又有了另一番感受？”

彼得深深叹了口气：“不可能。她不是那种人。她盼着他死，等到他去世了便感到松了口气，说她少了一个负担。父亲死后，她除了说我像父亲一样又懒又蠢之外，再也没有提起过他。”

“你像你的父亲吗？”

彼得说像。他们都有音乐天赋，都识谱并且能够凭听觉记忆演奏。此外，他们都很安静，喜欢音乐，对赚钱或竞争则不太上心。彼得只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合成器，因为他害怕一旦母亲意识到他如此珍视，就会毁掉它。

在二十五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回忆之中，他记得的偏偏是小彼得的毁灭。

彼得的父亲去世没过几年，他母亲便买下一栋有四套公寓的小楼，四年之后又买了一栋。最后，她坐拥一排这样的建筑。她亲自维护、修缮、收租，还单枪匹马与市内的租金管制条令斗争。她在彼得二十多岁时将自己家附近楼内的一套公寓给了他。彼得的母亲依然每天晚上为他做晚饭，她会跑回家做饭，接着跑去做下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彼得的姐姐一离开家就嫁给了一名非华裔男子，成了全职妈妈，母亲说她过着“懒散的加拿大式生活”。

彼得认为母亲将他视为负担。母亲称他为“窝囊废”，不断劝他去找一份正经工作。尽管彼得不在乎经济利益，乐队的巡演也没赚多少钱，但他其实在音乐界已经逐渐有了名气。

显然，彼得的母亲从他出生起一直到成年都认为他是个懒惰、迟钝的坏孩子。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说服她。这究竟是因为她憎恶彼得与她丈夫的相似之处，还是她认为西方音乐很邪恶，或是她整体而言不喜欢男人，我永远也不得而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当母亲给我们贴上负面的标签，我们会当真——还有谁会造就我们的自我形象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母亲生活的更多有趣证据浮现了出来，她的行为也随之变得合情合理。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话来说：“维也纳没有谜团。”

我们当时即将完成第一年的心理治疗。那段时间，彼得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柔和，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开始与我有眼神交流。由于极度缺乏情感上的经验，彼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信任我。他必须认识到我关心他，随后才能一起为恢复而努力。

然而，我还是担心彼得的预后情况。他错过了那么多成长阶段，我对于要如何帮助他构建自我感到担忧。原材料如此之少，要用什么作为基础搭建呢？在不牢靠的根基上构建自我显得有点儿危险。我感觉就像建筑师在摇摇晃晃的支柱上建造房屋那样惶恐不安。

给我带来希望的是彼得莫大的善心。如果有人缺钱，他就会借给人家。有一次，有位女士在我的等候室里哭泣，彼得没有询问她怎么了，而是直接出门帮她买了一杯咖啡，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他对母亲的忠诚——无论怎样被辜负——都令人动容。善意与宽仁之心能让人走得很远。

可是，每当彼得感到愤怒或与他人的肢体接触过于亲密，便会经历人格解体并感到严重的焦虑。我怀疑这些情况是他阳痿的根源。他焦虑得都出现了出体体验，当一个人无法切身感受到生理上的兴奋，便很难在性方面获得成功。

心理治疗的目标是让彼得构建自我，这样他就能在面对压力时懂得如何应对，不会在情感上与自我分离。自我（ego）——即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个抽象的概念，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这好比是座一块块砖瓦搭建而成的屋子，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个家为我们提供庇护，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世界的压力，是个安全的场所。如果彼得的母亲是一名心理更加健康的女性，就会说彼得很敏感善良、悟性很好、很聪明，还具有音乐天赋。赞扬这些正面品质能帮助彼得打下更坚实的基础。等到狼来敲门时，彼得—一如儿童故事里的小猪那样——就会在坚实的砖房中得到保护。

恰恰相反的是，彼得的母亲几十年来一直说他懒惰、愚蠢、无法应对生活。彼得没有由坚实砖瓦筑成的地基，而是身在一座稻草屋里。当彼得想要与他人交往或者发生性关系时，他无法在稻草屋中得到保护。他的自我还不够强大，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身体，经历人格解体。

我希望在心理治疗中达成两件事：首先，我希望彼得意识到他母亲的心理异常，并且认识到她是如何通过自身扭曲的视角来看待他的；第二，我希望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帮助彼得搬出稻草屋，住进砖瓦房里。我的工作就是要帮他看清自己的正面品质，以此免受狼的伤害。我希望他能够对狼说：“我是彼得·张，这是我的安全屋。需要离开的是你，不是我。”

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是时候关注彼得的阳痿问题了。作为乐队中的成员，他有大把机会结识女性。彼得说这与他的吸引力无关，无非是“搞乐队的人都会遇到的事”。我指出就职业危害性而言，这比煤肺病更厉害。

他渴望体验性行为，但与女性有肢体接触却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对此，我们讨论过可以先与女性建立友谊并慢慢发展关系，之后再以自己能够接受的速度发展下去。

我告诉彼得，为了解决他的阳痿问题，我们需要审视他自出生以来的完整心理状况。他遭遇的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导致了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所说的“依恋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对婴儿来说，母婴依恋（maternal attachment）比什么都重要，连食物都无法相提并论，婴儿会为之放弃一切。如果得不到，儿童就会焦虑，并且无法以任何正常方式探索或应对这个世界。依恋障碍不单单会影响到与母亲的关系，对各种社交、情感与认知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如果孩子没有依恋体验，就无法发展到第二阶段：信任他人、在情感上依恋他人，并最终在性方面对他人产生依恋。换句话说，如果婴儿时期依恋体验缺失，就无法在情感上获得成长。

彼得没有由坚实砖瓦筑成的地基，而是身在一座稻草屋里。

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指出——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部分原因——我们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依恋理论，即母亲可以为婴儿提供安全保障。依恋性意味着适应能力，能提高婴儿的生存机会，因此成了大脑中生来就存在的一部分。婴儿需要母亲的怀抱、爱和拥抱。

可是，彼得很难将自己在幼儿园的焦虑行为与他早年缺乏母爱联系起来，阳痿就更不用说了。心理治疗师时不时会碰壁，因此不得不通过一些极端或非正统的方式寻求突破，以此让来访者发现固有模式。为了帮助彼得更好地理解母婴依恋的概念，我安排了一场特别放映：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猴子进行实验的电影，这可能是在社会心理学家实验室中拍摄的最著名的电影。私人放映活动设在多伦多大学（我偶尔在那里教书），放映员同意在我希望为彼得讲解时暂停电影。尽管这些实验按如今的标准来看不符合实验伦理，但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依恋障碍的独特渠道。以前这些影片只有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看得到，但现在，任何人都能在网上搜索观看。

哈洛的这些影片成了彼得心理治疗中的转折点。影片一开始，哈洛教授就解释了“母婴维系”（maternal bond）的概念——他称之为“爱”——即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实验人员将刚出生的猴子放在笼子里，与两个假猴子母亲一起饲养。“铁丝妈妈”端着一瓶牛奶，幼猴得跳到母亲身上才够得到。“布妈妈”也是用铁丝做的，只是上面盖着一块毛巾；它提供的并非食物，而是触感，能让猴子拥抱依偎。哈洛和其他人员震惊地发现，拥抱胜过了食物。小猴子每天抱着布妈妈的时间长达十九个小时，只有在需要喝奶时才会去铁丝妈妈那里待上几分钟。布妈妈被拿走之后，幼猴因为分离焦虑吓得又哭又喊。当布妈妈和铁丝妈妈都被拿走后，小猴子前后摇晃，还啃咬自己，把自己都给弄伤了。

彼得开始兴奋地说起话来，尽管他的声音依然略显单调。他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前后摇晃还啃咬自己的猴子；他独自躺在婴儿床里时曾经反复用头撞床，幸好玩具钢琴拯救了他。彼得说：“小彼得就是布妈妈，会唱歌抚慰我，还会用音乐拥抱我。”他其实还记得或想象得出他的小钢琴用舒缓的声音抚慰他内心孤独的情形。他说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在弹奏钢琴发出声音。他将玩具钢琴视作生命体，一个能安慰他的活物。

电影继续，我们看着幼猴第一次被带出笼子，锁在一个没有布妈妈的房间。那个房间里放着猴子通常会喜欢的物品，比如梯子和秋千。但小猴子缩在角落里痛苦地颤抖，对一切都显得很害怕。当布妈妈被重新引入房间后，小猴子立即爬到它身上抱住它。等到小猴子从布妈妈那里获得些许安慰，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

彼得再次要求暂停放映。“我的天，”他说，“这就是幼儿园。其他所有人都有布妈妈，我却没有，因此害怕地躲在角落。我真为这只小猴子感到难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以前我还纳闷为什么其他孩子没有像我一样被吓到。他们在那个布做的巨大毛毛虫通道里跑来跑去相互追逐，我却吓得要死。”

接着，影片中出现一个怪物形象，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虫子，长着硕大的牙齿和转来转去的脑袋。小猴子显然很害怕，于是跑去抱住布妈妈。等到猴子抱够了，得到了母亲的爱恋，它便转过身开始对大怪物发出威胁的声音。

彼得表示希望再一次暂停放映。“我受人欺负，找不到安慰。”他告诉我，“我只有躲起来，之后便陷入了不断被欺负的循环中。”

我们又看了几部哈洛的影片。研究者发现，那些母爱被剥夺的猴子长大后无法保护自己。最令人吃惊的是，它们都不愿意发生性关系。当它们被迫交配并分娩后也不知道如何当父母，无论公猴母猴都变得很残忍。它们行为上变得残暴，情感上则很冷漠，研究人员常常得将它们的后代移出笼子以确保安全。

最后一部影片放完，灯亮了，彼得却呆坐在那里。我凝视着他灰白的面孔。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它们不想性交。我的天！”

他终于恍然大悟。“没错，性是最终目的。”我说，“首先，你需要爱，接着是依偎、亲近，然后是保护，这样才能大胆地走向世界去闯荡。童年时与世隔绝的人们错过了所有的步骤，成年后便觉得性很可怕。”

我真为这只小猴子感到难过。我现在想起来了，

以前我还纳闷为什么其他孩子没有像我一样被吓到。

彼得问我：“你看到那些只有铁丝妈妈的小猴子长大后要跟正常猴子交配时有多恐惧吗？我就是这种感觉。”我看到他腋下有很大一片汗渍，眨眼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他太过心烦意乱，迟迟没有离开放映室。他经历了一次重温幼年时期的可怕历程。

彼得曾经听信母亲说他没用、窝囊又愚蠢的话。我企图改变这一印象，却并没能使彼得摆脱母亲对他的看法。直到看过哈洛的电影，他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彼得后来告诉我，没有什么比哈洛对猴子的研究对他的影响更大。这一举措起了作用，自此，我们将心理治疗的过程分为“哈洛之前”与“哈洛之后”。彼得开始意识到自己既不愚蠢也不失败，而是没有为生活做好准备。但他不解的是，为什么“其他有工作的中国父母的孩子没有遭受相同的命运”。我必须小心应对。彼得一直以来都对母亲很忠诚，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他反复提起的一句话就是：“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

在我看来，彼得母亲极其缺乏母性本能。但作为心理治疗师，我知道对彼得说这样的话无济于事。他需要亲自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得等到他有能力接受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来访者做好倾听的准备或愿意面对以前便指出一个“真相”——用一个比较好的词语来形容的话——他们就会对心理治疗师失去信任，内心被防备意识占据，并且只会在表面上有所改善。对来访者过度解释是心理治疗师缺乏经验或信心的标志。治疗师可以将来访者领到理解的大门前，但不应该强迫他们进去。来访者会在自己做好准备后踏入门内。

无论有多么曲折，从人格解体到找回人格的心理治疗过程都很缓慢。彼得从未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所以他最终并没有自己作为完整个体的感受。他在自己身体之外端详自己。心理治疗引导他踏上漫长的旅程，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人格，也感受到自己的人性。